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

普通百姓并没有对其情有独钟。而且，把人文精神抬到大众敬而远之的地步，也恰恰失去了人文精神的魅力。不经意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却得以大兴其道，雅俗共赏之时，不仅让普通百姓击节叫好，也令文化精英们倍受启发。深刻的人文精神通过电视的独特表现得以广泛传播，表面上看是精英文化的一次普及，实际上却是精英文化的一次提升。正像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生活空间”的创举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已经逾越了栏目本身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没有张扬，朴实无华，而实际上却是电视的自我批判和屏幕的自我净化，它匡正着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它通过对“民生”的个别反映去表现“国计”的总体态势，包含了大智慧、大思路、大手笔。无论是《焦点访谈》中“对流浪儿童的追踪与调查”，还是《新闻调查》中“沈阳如何过冬”，直至《生活空间》中那个失去了右腿仍然学习舞蹈的美丽姑娘，那个极为普通的下岗女工，那个厚道朴实的父亲和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电视聚焦的平民视角，一种“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形象阐释。这种电视关怀、乃至电视呵护，常常使观众在凝视电视屏幕的泪眼朦胧中，将从中得到的审美意绪随之转化为一种审美净化，从审美的角度俯视我们这个时代。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我以为，我们的电视应当有一种沉重感。
    近年来，“轻松休闲论”大概是最常见、最时髦的一种新闻理论。“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工作已经很紧张了，需要轻松、需要休息，媒体要尽可能地软，尽可能地让受众乐。”这就是许多媒体走向市场的理论依据和看家法宝。其实，我们有那么多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有那么多苦苦挣扎的下岗职工，有那么多还未脱贫的地区和人口，我们真得很轻松？观众看了你的“软”、“轻”后，真得把一切烦恼和无奈全都解脱了、消失了？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灾难、战乱、疾病等天灾人祸，只要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还存在诸多不便和臻于完善之处，只要人类伟大的同情心还没有泯灭，电视传播所要满足社会需求的首先不是灯红酒绿的奢华和哼哼叽叽的爱情，不是时髦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而是日常化生存。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指出：“电视不再是反映现实，它就是现实。如果饥饿的索马里儿童上了电视，全世界都想为此做些什么。如果没上电视，他们就不存在，人们什么也不会去做。当世界上媒体迫使人们干预索马里的事态时，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有着更大的混乱和更多的饥饿儿童。”（《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只有一个屏幕。只要这个屏幕上充满了粉饰、做作、莺歌燕舞和纸醉金迷，只要这个屏幕上只剩下了技术的展示和炫耀，只要这个屏幕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被淡化和冷落，那么，这个屏幕的任何繁荣都是虚假的。

   

《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