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2页)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份。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哲学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到1979年为止，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的新闻业和国家的其他事业一样，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至此，源和流被断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台湾，比较新闻学有所发展。较著名的有李瞻的著作《比较新闻学》等，然而由于这些著作明显地带有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它们还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大陆恢复了和世界的接触。西方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被认为是有用的，于是，介绍西方国家新闻媒介状况的篇什开始陆续问世。
从90年代起，中国比较新闻学方面陆续出现了一些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4）[12] 一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7）[13] 将中外新闻理论、文化、业务三方面的异同加以对照；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1999）[14] 简要而概括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从方法上来说，以上著作基本是平行展示、资料编辑整合，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但共同的弱点是理论辨析稍嫌不足。相对来说，樊凡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1994）[15] 则独辟蹊径，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它将中西文化哲学设定为这样一个框架——中国受“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善在人伦 ”的影响较深；西方受“酒神精神，天人对立、美在个体”的观念影响较深——以此出发来观照中西新闻的思维、传播、道德和文体。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有些牵强、还须有力的佐证、还大有商榷的余地，但该著作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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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16] 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一部分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漠视甚至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凡此种种，当应改进。[17]
总的来说，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艰难的开创阶段。摆在人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从平行展示、资料排列演进到理论的整合与重建，从而创造出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新闻学。
从比较新闻学的世界角度看，西方对东方媒介的研究既多又细，而东方对西方的媒介研究则少而粗疏。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平衡。
比较的难题之一：意识形态的敌对和学术领域的宽容
一个需要反复揣摩的问题是：为什么发轫于20世纪初的比较新闻学直到80年代才开始出现繁荣？
回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是因为东西方之间旷日持久的冷战。从4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明显对峙，不仅限制了各国实际的接触，还阻遏了双方思想意识的交流。在西方，共产主义曾被当作洪水猛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一律遭到禁止。[18]一些曾经报道过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在政治压力下甚至无法在本国生存。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就不得不客居瑞士；《纽约时报》进步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15- )也在政治压力下来到了中国；[19]《时代》杂志的白修德(Thoedore H. White, 1915-1986 ) 则被多次吊销护照。[20] 反过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情景也是一样：资本主义思想的书刊报纸也一度被禁止传播，不允许“偷听敌台 ”。在这种情形下，东西方之间连思想都无法正常交流，又遑论互相比较呢？
冷战以来双方的敌对和隔绝使西方学者无法真正接近中国，从而看清其真面目。前美国驻华记者、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和东亚系教授爱德华·法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历来是混乱不清和充满矛盾的，而冷战使本来就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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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份。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哲学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到1979年为止，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的新闻业和国家的其他事业一样，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至此，源和流被断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台湾，比较新闻学有所发展。较著名的有李瞻的著作《比较新闻学》等，然而由于这些著作明显地带有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它们还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大陆恢复了和世界的接触。西方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被认为是有用的，于是，介绍西方国家新闻媒介状况的篇什开始陆续问世。
从90年代起，中国比较新闻学方面陆续出现了一些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4）[12] 一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7）[13] 将中外新闻理论、文化、业务三方面的异同加以对照；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1999）[14] 简要而概括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从方法上来说，以上著作基本是平行展示、资料编辑整合，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但共同的弱点是理论辨析稍嫌不足。相对来说，樊凡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1994）[15] 则独辟蹊径，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它将中西文化哲学设定为这样一个框架——中国受“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善在人伦 ”的影响较深；西方受“酒神精神，天人对立、美在个体”的观念影响较深——以此出发来观照中西新闻的思维、传播、道德和文体。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有些牵强、还须有力的佐证、还大有商榷的余地，但该著作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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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16] 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一部分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漠视甚至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凡此种种，当应改进。[17]
总的来说，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艰难的开创阶段。摆在人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从平行展示、资料排列演进到理论的整合与重建，从而创造出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新闻学。
从比较新闻学的世界角度看，西方对东方媒介的研究既多又细，而东方对西方的媒介研究则少而粗疏。显然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平衡。
比较的难题之一：意识形态的敌对和学术领域的宽容
一个需要反复揣摩的问题是：为什么发轫于20世纪初的比较新闻学直到80年代才开始出现繁荣？
回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是因为东西方之间旷日持久的冷战。从4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明显对峙，不仅限制了各国实际的接触，还阻遏了双方思想意识的交流。在西方，共产主义曾被当作洪水猛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一律遭到禁止。[18]一些曾经报道过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在政治压力下甚至无法在本国生存。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就不得不客居瑞士；《纽约时报》进步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15- )也在政治压力下来到了中国；[19]《时代》杂志的白修德(Thoedore H. White, 1915-1986 ) 则被多次吊销护照。[20] 反过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情景也是一样：资本主义思想的书刊报纸也一度被禁止传播，不允许“偷听敌台 ”。在这种情形下，东西方之间连思想都无法正常交流，又遑论互相比较呢？
冷战以来双方的敌对和隔绝使西方学者无法真正接近中国，从而看清其真面目。前美国驻华记者、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和东亚系教授爱德华·法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历来是混乱不清和充满矛盾的，而冷战使本来就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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