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混乱不清的图画变得更糟。他指出：
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是从报纸、广播、电视、电影讲座和谈话中了解的。我们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来校正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却被严重的禁锢着，取得直接经验简直是不可企及的。像中国这样芜杂的事物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匆匆一瞥。研究中国的学者要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中左奔右突。理论、个人经历和媒介的消息组成我们对中国了解的三个来源。我提出以上观点并不仅仅是发出悲叹，我只是想说，我们脑中的中国实在是一个理论假想、所接受的信息和看法的混杂物。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很像一种历史研究。因为我们对真正的中国无法企及和接近；人们只好用最大限度的信息去虚构中国。中国像个黑匣子。[21]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3页)
美国作家约翰·拜伦指出：
随着共产党越来越威胁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许多美国作家在美国大肆宣扬蒋介石的功德。因此， 当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谴责毛泽东和他的新政权的书在美国如潮水般地出现。文化大革命又在西方孵出一大批关于中国的著作。一些作家把这场革命描绘成极权主义的疯子时代；另一些作家在毛泽东思想魔力的感召下，从中国旅游回来后，写了大量的所谓解放人类精神的不真实的故事。[22]
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波尼·卡博认为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美国公众。他说：“就像今日美国新闻界总是用黑白眼光看中国，尼克松访华那阵，中国一切都好，而今天中国一切都是黑暗的。今天美国新闻界关于中国的画面完全凝固在1989年了”。[23]
在中国的记者的眼中，美国的情况一度也是灰色的。以下是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一名记者关于美国电影的报道：
对于电影和电视的老板们来说，竞争的主要标志只有一个：票房价值。什么赚钱就拍什么。于是，美国的电影电视片子都充斥着色情、凶杀、殴斗、抢劫、犯罪、吸毒之类的镜头，以至引起了为下一代担忧的父母们和教师们的强烈抗议……美国的电影电视正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反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极度空虚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带有毒素，对社会起了腐蚀作用……[24]
然而，20年过后的1999年， 当北京的观众起劲地为《泰坦尼克》和《拯救大兵瑞恩》叫好时，各大媒体的的主导倾向也是对美国电影的一片赞美。“毒素”和“腐蚀”似乎在一夜间云消雾散了。
美国印地安那新闻学院教授大卫·亚当斯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媒体冷战”，一方面，美国传媒追随了政府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媒介“抨击美国”、“反美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他呼吁，“大洋两岸的中美新闻报道应当改善 ”。[25]
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一部分记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都是政府的宣传机器，“不报道新闻而只是党和政府的传声筒”。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记者则认为西方传媒虽标榜客观，却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水火不能相容。
客观上，由于西方的强盛，它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就是在新闻传播上也压东方一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新闻会议上，学者瑞门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流动，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从伦敦、纽约和巴黎的传媒中发布的，而占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发布的新闻仅占百分之十到二十。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们曾指责西方的“新闻帝国主义”。他们批评西方新闻媒介在新闻报道中诋毁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只报道这些国家如政变、灾害、落后等“负面新闻”。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便与西方抗衡，力争新闻流通上的平等，强烈要求西方媒介报道的公平。这股潮流被称为“世界新闻和传播的新秩序”，这个呼声贯穿了整个70-80年代。[26] 此间，“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也应运而生。这种新闻理论要求正面报道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新闻界传统德新闻价值寻求冲突、反常，一味渲染负面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建立其跨国联合通讯社，试图形成一种国际新闻报道的新格局。发展新闻学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首要的任务，新闻媒体应配合所在国政府来完成发展的任务。
打破东西方（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坚冰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和美国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当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解体之后，当东方国家越来越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东西方思想的交流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一个想迫切了解对方的时代已经来临。双方充满了兴趣。东方会见西方，西方会见东方，双方终于伸出了阔别多年的双手。
1982年，美国报业集团甘尼特公司的前董事长、专栏作家艾伦·纽哈斯率美国报纸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5547.html
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是从报纸、广播、电视、电影讲座和谈话中了解的。我们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来校正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却被严重的禁锢着，取得直接经验简直是不可企及的。像中国这样芜杂的事物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匆匆一瞥。研究中国的学者要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中左奔右突。理论、个人经历和媒介的消息组成我们对中国了解的三个来源。我提出以上观点并不仅仅是发出悲叹，我只是想说，我们脑中的中国实在是一个理论假想、所接受的信息和看法的混杂物。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很像一种历史研究。因为我们对真正的中国无法企及和接近；人们只好用最大限度的信息去虚构中国。中国像个黑匣子。[21]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3页)
美国作家约翰·拜伦指出：
随着共产党越来越威胁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许多美国作家在美国大肆宣扬蒋介石的功德。因此， 当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谴责毛泽东和他的新政权的书在美国如潮水般地出现。文化大革命又在西方孵出一大批关于中国的著作。一些作家把这场革命描绘成极权主义的疯子时代；另一些作家在毛泽东思想魔力的感召下，从中国旅游回来后，写了大量的所谓解放人类精神的不真实的故事。[22]
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波尼·卡博认为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美国公众。他说：“就像今日美国新闻界总是用黑白眼光看中国，尼克松访华那阵，中国一切都好，而今天中国一切都是黑暗的。今天美国新闻界关于中国的画面完全凝固在1989年了”。[23]
在中国的记者的眼中，美国的情况一度也是灰色的。以下是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一名记者关于美国电影的报道：
对于电影和电视的老板们来说，竞争的主要标志只有一个：票房价值。什么赚钱就拍什么。于是，美国的电影电视片子都充斥着色情、凶杀、殴斗、抢劫、犯罪、吸毒之类的镜头，以至引起了为下一代担忧的父母们和教师们的强烈抗议……美国的电影电视正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反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极度空虚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带有毒素，对社会起了腐蚀作用……[24]
然而，20年过后的1999年， 当北京的观众起劲地为《泰坦尼克》和《拯救大兵瑞恩》叫好时，各大媒体的的主导倾向也是对美国电影的一片赞美。“毒素”和“腐蚀”似乎在一夜间云消雾散了。
美国印地安那新闻学院教授大卫·亚当斯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媒体冷战”，一方面，美国传媒追随了政府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媒介“抨击美国”、“反美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他呼吁，“大洋两岸的中美新闻报道应当改善 ”。[25]
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一部分记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都是政府的宣传机器，“不报道新闻而只是党和政府的传声筒”。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记者则认为西方传媒虽标榜客观，却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水火不能相容。
客观上，由于西方的强盛，它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就是在新闻传播上也压东方一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新闻会议上，学者瑞门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流动，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从伦敦、纽约和巴黎的传媒中发布的，而占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发布的新闻仅占百分之十到二十。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们曾指责西方的“新闻帝国主义”。他们批评西方新闻媒介在新闻报道中诋毁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只报道这些国家如政变、灾害、落后等“负面新闻”。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便与西方抗衡，力争新闻流通上的平等，强烈要求西方媒介报道的公平。这股潮流被称为“世界新闻和传播的新秩序”，这个呼声贯穿了整个70-80年代。[26] 此间，“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也应运而生。这种新闻理论要求正面报道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新闻界传统德新闻价值寻求冲突、反常，一味渲染负面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建立其跨国联合通讯社，试图形成一种国际新闻报道的新格局。发展新闻学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首要的任务，新闻媒体应配合所在国政府来完成发展的任务。
打破东西方（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坚冰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和美国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当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解体之后，当东方国家越来越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东西方思想的交流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一个想迫切了解对方的时代已经来临。双方充满了兴趣。东方会见西方，西方会见东方，双方终于伸出了阔别多年的双手。
1982年，美国报业集团甘尼特公司的前董事长、专栏作家艾伦·纽哈斯率美国报纸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