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日报》，对该报刊登广告表示了巨大的好奇，因为当时媒体广告在中国并不普遍。但1998年，《中国日报》的总编告诉他一个更为惊异的消息，该报70%的版面用于广告，30%的版面刊登新闻。对此，纽哈斯说：
你瞧，中国日报从我们那学习了一些东西，我们也从中国日报那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学习了许多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习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背景不同会造成中美两国人民在其他地方的区别。而且，如果我们交换观点和文化，我们相互将会更好地理解。我们不把我们的思想强加给你们，我们相信新闻自由，但是我们相信新闻必须对它的读者负责。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必须更好地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一个世界应该有多种制度，这就是现时生活。[27]
就中国来说，它和西方恢复媒介交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一项文化交流协议，由澳大利亚墨尔本《世纪报》派出一个小组来帮助中国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这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报纸第一次被注入西方的血液。它的版面设计酷似西方报纸。《中国日报》前任总编辑、曾经留学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冯锡良采用西方报纸通用的大照片，赢来国内新闻界一片叫好。冯锡良因此而荣膺“总编辑慧眼奖”。《中国日报》对中国新闻界的冲击是巨大的。人们起码看到：西方的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4页)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组成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闻界。同行们开始了坦率的交流和对话。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和西方新闻界最密切的接触之一。早在1978年，新闻所就请来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新闻系教授詹姆斯· 阿伦森为研究生授课。 [28] 不久，新华社邀请国际新闻组织“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基金会”为国内培养英语新闻写作人才。此时，西方新闻理论和业务直接进入森严壁垒的中国新闻界。中国记者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软新闻”、“硬新闻”、“新闻价值”等西方新闻术语…… 冲击同样是巨大的。近年来，中西新闻学者持续互访，置身国外研究西方媒介的中国学者不断增多。[29] 在交流中，双方更清楚系统地看到了各自的观点，以较坦然的态度讨论新闻学面临的问题，敌意和偏见在逐渐减少。所有这些都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政治上的冷战结束后，媒体冷战也缓解了。大卫·亚当斯教授的研究发现，最近一些年来：
《纽约时报》发表了无数有关中国改革的报道， 它告诉读者，在世界历史上，很少哪一个国家像过去20年中的中国一样如此迅速地变化和发展。在19世纪，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才把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而1978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翻了两番。[30]
尽管在新闻实践上，东西方的媒体反应仍然随着政治形势左右动荡，反复无常，然而，双方的确都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国家，人民都需要准确、平衡的媒体信息，为了这个目的，媒体冷战应当、也必须结束。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从现存的比较新闻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即双方从冷战时期继承过来的敌意和偏见往往会表现在学术讨论中。1995年，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翰·迈瑞尔在一部研究著作《环球新闻学》中提到《人民日报》时武断地说：“《人民日报》没有幽默成分，没有文娱消息，也不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31] 其中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体育版和文艺版是《人民日报》多年就有的传统版面。虽然这张党报一般来说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但有时批评和异见之声也还是发表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粗疏出现在学术著作中是很不应该的，何况迈瑞尔还是一个学术大家。
显然，偏见、成见和敌意是铸成错误的重要原因。这只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著作中，类似迈瑞尔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并不是少数, 更多的偏见被精明的学者们巧妙地掩藏了。在中国，盲目批评西方新闻事业的弊端可能更多。在很多情况下，滥批一通西方，不仅能躲避麻烦而且能令许多人拍手称快。这种简单化助长了不科学不严谨的学风，导致一批伪劣产品充斥书架。
比较的难题之二 ：简单化倾向
简单化是中西新闻比较的一大障碍。它部分是敌意、偏见、成见的结果。西方多将社会主义中国的传媒归于“传声筒”和“宣传机器”，极大地忽视了对方的新闻功能。中国对于西方也同样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传媒研究有关的讨论大都以鞭笞批判为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批新闻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可以为例。在论文“美国新闻报道中的丑闻揭露：根源与实质”中，作者的结论是“用充分的事实指明新闻揭丑者们已经成为美国垄断机器的组织成员，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件不动产”。在“论西方报界的客观报道”中，作者指出了“它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虚伪性”在“美国电视新闻初探”中，作者论证了“美国电视新闻虽然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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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中国日报从我们那学习了一些东西，我们也从中国日报那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学习了许多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习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背景不同会造成中美两国人民在其他地方的区别。而且，如果我们交换观点和文化，我们相互将会更好地理解。我们不把我们的思想强加给你们，我们相信新闻自由，但是我们相信新闻必须对它的读者负责。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必须更好地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一个世界应该有多种制度，这就是现时生活。[27]
就中国来说，它和西方恢复媒介交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一项文化交流协议，由澳大利亚墨尔本《世纪报》派出一个小组来帮助中国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这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报纸第一次被注入西方的血液。它的版面设计酷似西方报纸。《中国日报》前任总编辑、曾经留学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冯锡良采用西方报纸通用的大照片，赢来国内新闻界一片叫好。冯锡良因此而荣膺“总编辑慧眼奖”。《中国日报》对中国新闻界的冲击是巨大的。人们起码看到：西方的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4页)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组成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闻界。同行们开始了坦率的交流和对话。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和西方新闻界最密切的接触之一。早在1978年，新闻所就请来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新闻系教授詹姆斯· 阿伦森为研究生授课。 [28] 不久，新华社邀请国际新闻组织“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基金会”为国内培养英语新闻写作人才。此时，西方新闻理论和业务直接进入森严壁垒的中国新闻界。中国记者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软新闻”、“硬新闻”、“新闻价值”等西方新闻术语…… 冲击同样是巨大的。近年来，中西新闻学者持续互访，置身国外研究西方媒介的中国学者不断增多。[29] 在交流中，双方更清楚系统地看到了各自的观点，以较坦然的态度讨论新闻学面临的问题，敌意和偏见在逐渐减少。所有这些都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政治上的冷战结束后，媒体冷战也缓解了。大卫·亚当斯教授的研究发现，最近一些年来：
《纽约时报》发表了无数有关中国改革的报道， 它告诉读者，在世界历史上，很少哪一个国家像过去20年中的中国一样如此迅速地变化和发展。在19世纪，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才把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而1978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翻了两番。[30]
尽管在新闻实践上，东西方的媒体反应仍然随着政治形势左右动荡，反复无常，然而，双方的确都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国家，人民都需要准确、平衡的媒体信息，为了这个目的，媒体冷战应当、也必须结束。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从现存的比较新闻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即双方从冷战时期继承过来的敌意和偏见往往会表现在学术讨论中。1995年，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翰·迈瑞尔在一部研究著作《环球新闻学》中提到《人民日报》时武断地说：“《人民日报》没有幽默成分，没有文娱消息，也不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31] 其中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体育版和文艺版是《人民日报》多年就有的传统版面。虽然这张党报一般来说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但有时批评和异见之声也还是发表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粗疏出现在学术著作中是很不应该的，何况迈瑞尔还是一个学术大家。
显然，偏见、成见和敌意是铸成错误的重要原因。这只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著作中，类似迈瑞尔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并不是少数, 更多的偏见被精明的学者们巧妙地掩藏了。在中国，盲目批评西方新闻事业的弊端可能更多。在很多情况下，滥批一通西方，不仅能躲避麻烦而且能令许多人拍手称快。这种简单化助长了不科学不严谨的学风，导致一批伪劣产品充斥书架。
比较的难题之二 ：简单化倾向
简单化是中西新闻比较的一大障碍。它部分是敌意、偏见、成见的结果。西方多将社会主义中国的传媒归于“传声筒”和“宣传机器”，极大地忽视了对方的新闻功能。中国对于西方也同样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传媒研究有关的讨论大都以鞭笞批判为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批新闻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可以为例。在论文“美国新闻报道中的丑闻揭露：根源与实质”中，作者的结论是“用充分的事实指明新闻揭丑者们已经成为美国垄断机器的组织成员，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件不动产”。在“论西方报界的客观报道”中，作者指出了“它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虚伪性”在“美国电视新闻初探”中，作者论证了“美国电视新闻虽然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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