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发展很快，技术不断完善，观众日益增多，但仍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屈从于货币权利的状况，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在“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及其实质和作用 ”中，作者“着重剖析了调查性报道为垄断资本所控制，为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服务的阶级实质”。[32]。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其中在分析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时说：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西方国家传播活动表面上确实存在新闻自由，即表达思想的言论自由，创办新闻传播媒介的自由，获取消息的采访自由，报道客观事物的自由，监督，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自由等。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媒介的报道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有闻必报。如果记者写的报道与该国的现行制度相悖，与媒介老板的利益相悖，那么他的文章很难见诸报端。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也是有限度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现行制度。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新闻媒介有自由一面的同时，还要看到这种自由有其局限性的一面，虚伪的一面。[33]
说“确实存在”， 又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法自圆其说。现象一定是本质的某种反映，这是起码的哲学原理。说西方传媒报道自由有一定限度这种概括似乎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因为谁都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无限的，绝对的，这是太过简单的道理。更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并未宣称他们的自由是无限的、绝对的，事实上大多数西方传媒仍然在为他们的新闻自由而不断奋争。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5页)
将某种东西加以错误的概括，或虚拟一种“错误”观点，不展示批判对方的全貌，曲解之后再加以评驳，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简单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情况相当广泛的存在着。
先设立一个错误的论点，再去证实其错误，这就犯了“错误论证”的逻辑错误。
比如，在一本比较新闻学著作中，作者在评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中说：
……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并没有超脱权利的制约而享受到“绝对自由”。恰恰相反，在当代，新闻媒介正在走向集中，正在受到垄断集团和政府权利的严格控制。[34]
然而，作者并没告诉读者“绝对自由”的出处。人们会问，究竟哪个西方媒介说它享受到“绝对自由”了呢？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作者讨论西方的客观主义时，他说：
……比如美国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撰写新闻。当一条新闻能够被某些原始记载包括演说稿、会议记录、警察的报告、交易的凭证或者重要的统计数字等，那么它就是客观的……[35]
将一部分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观点概括成全部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观点，这种非科学的方法是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凭据的。
在许多敏感的问题上，一些人常常以“阶级性”划一道鸿沟，以“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指斥作为尚方宝剑匆匆结束讨论。立场是鲜明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西新闻的许多关键问题如新闻自由、客观性等多年来悬而未决，仍然是雾中看花，纠缠不清的难题。
简单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论据和引述没有出处。比如，一位研究者曾引用了如下例子：
……几年前，美籍华人赵浩生到中国访问后，应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文章，但报社把这篇文章退给了作者，理由是：“你这篇文章都说中国好，要是能骂中国，我们就可以采用。谈起这件事，赵浩生颇有感触地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36]
这段没有出处的引语，很难让人接受它的真实性。此外，作为重要论据的引用应是那些能进入学术视野的分析和论证，而不是被引用者即兴、随意的言谈。
简单化使研究浅薄、没有说服力而最终失去学术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中国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 ”。[37]
在《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一书中，为了展现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作者列举了《纽约时报》中一些“妖魔化”的报道来说明问题，但该报同时期、同一题材的某些比较平实的报道却被略去不提……此外，作者展现的“妖魔化”报道在有些关键地方的翻译上没有忠实反映原文风貌，比如其中一篇报道中的原文是：
Ever since NATO bombs hi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last Friday, China’s state-run media have dished up a ceaseless stream of banner headlines and jarring photos…(New York Times, May 14,1999)
作者的译文为“……中国政府操纵的媒体不停地展示鼓动人心的通栏大标题和照片……”
原文中的 “ Stat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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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西方国家传播活动表面上确实存在新闻自由，即表达思想的言论自由，创办新闻传播媒介的自由，获取消息的采访自由，报道客观事物的自由，监督，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自由等。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媒介的报道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有闻必报。如果记者写的报道与该国的现行制度相悖，与媒介老板的利益相悖，那么他的文章很难见诸报端。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也是有限度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现行制度。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新闻媒介有自由一面的同时，还要看到这种自由有其局限性的一面，虚伪的一面。[33]
说“确实存在”， 又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法自圆其说。现象一定是本质的某种反映，这是起码的哲学原理。说西方传媒报道自由有一定限度这种概括似乎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因为谁都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无限的，绝对的，这是太过简单的道理。更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并未宣称他们的自由是无限的、绝对的，事实上大多数西方传媒仍然在为他们的新闻自由而不断奋争。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5页)
将某种东西加以错误的概括，或虚拟一种“错误”观点，不展示批判对方的全貌，曲解之后再加以评驳，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简单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情况相当广泛的存在着。
先设立一个错误的论点，再去证实其错误，这就犯了“错误论证”的逻辑错误。
比如，在一本比较新闻学著作中，作者在评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中说：
……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并没有超脱权利的制约而享受到“绝对自由”。恰恰相反，在当代，新闻媒介正在走向集中，正在受到垄断集团和政府权利的严格控制。[34]
然而，作者并没告诉读者“绝对自由”的出处。人们会问，究竟哪个西方媒介说它享受到“绝对自由”了呢？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作者讨论西方的客观主义时，他说：
……比如美国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撰写新闻。当一条新闻能够被某些原始记载包括演说稿、会议记录、警察的报告、交易的凭证或者重要的统计数字等，那么它就是客观的……[35]
将一部分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观点概括成全部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观点，这种非科学的方法是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凭据的。
在许多敏感的问题上，一些人常常以“阶级性”划一道鸿沟，以“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指斥作为尚方宝剑匆匆结束讨论。立场是鲜明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西新闻的许多关键问题如新闻自由、客观性等多年来悬而未决，仍然是雾中看花，纠缠不清的难题。
简单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论据和引述没有出处。比如，一位研究者曾引用了如下例子：
……几年前，美籍华人赵浩生到中国访问后，应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文章，但报社把这篇文章退给了作者，理由是：“你这篇文章都说中国好，要是能骂中国，我们就可以采用。谈起这件事，赵浩生颇有感触地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36]
这段没有出处的引语，很难让人接受它的真实性。此外，作为重要论据的引用应是那些能进入学术视野的分析和论证，而不是被引用者即兴、随意的言谈。
简单化使研究浅薄、没有说服力而最终失去学术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中国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 ”。[37]
在《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一书中，为了展现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作者列举了《纽约时报》中一些“妖魔化”的报道来说明问题，但该报同时期、同一题材的某些比较平实的报道却被略去不提……此外，作者展现的“妖魔化”报道在有些关键地方的翻译上没有忠实反映原文风貌，比如其中一篇报道中的原文是：
Ever since NATO bombs hi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last Friday, China’s state-run media have dished up a ceaseless stream of banner headlines and jarring photos…(New York Times, May 14,1999)
作者的译文为“……中国政府操纵的媒体不停地展示鼓动人心的通栏大标题和照片……”
原文中的 “ Stat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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