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e-run ”（国家经营的）本是中性词，但被翻译成中文时译者使用了贬义词“操纵”，于是原本平实的报道就成了“妖魔化”。这种随意性不仅难以服人，也有欠公允。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东西方任何一方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逻辑都是不现实的。人们不可能要求美国新闻界去“弘扬社会主义”，正如人们也不指望中国传媒去实行西方式的“新闻自由” 一样。一个严峻的思考是：意识形态的敌对情绪是否一定要渗透到学术中去？东西方相矛盾的某些观念在学术讨论中应当如何“费厄泼赖”？激情、偏颇和脸谱化固然有煽情效应，固然可以令人拍手称快，但它不是科学，只能加深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是跨文化研究经常使用的概念，它的含义是指：“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其中包括“对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从事跨文化研究的留美学者陈向明认为，很多学者发现人们在对他文化进行评价时通常使用一些先入为主的“定型观念”（Stereotype），往往无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大多数人对自己熟悉的文化总是有所偏爱，当别人的行为与自己的准则不相符合时，便给予负面的评价。这种以本民族文化模式为基准来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心理倾向往往使人们对异文化产生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偏见。[38]。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认为，用一种文化批评的模子评价另一种文化的文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歪曲。[39]
显然，在跨文化研究中首先要跨越的就是成见和偏见，而摆平这两者的惟一路径就是公平。在“公平”这个问题上历来争论不休，传统上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公平根本不存在。不过，学术上的公平并不复杂，它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之上，即，尽量准确、均衡、全面地展示对立面的风貌，而尽量避免丑化、曲解、肢解。学术研究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然而，简单的东西却并不一定容易做到。

   
　
学者汤一介认为，“文化学术发展、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过分意识形态化”，它和政治是有一定距离、有一定的界限，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不应该仅仅是为当前的政策作论证。[40]
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种现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论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发：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o.1., p.7)。
在比较新闻学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以一种平静、公平、宽容和试图理解的心态去探索对方。避免成见和偏见是比较的先决条件。双方社会制度是难于改变的，但双方的思想是可以交流的。那种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的做法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们需要的是以事实来求证的科学精神，而不仅仅是做斗士。
一些明智的西方学者看到并承认文化多元的价值。1997年，访问北京大学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亭说：我们只有超越传统学术界限和国界进行合作，才能驾驭一个迅速变换的全球经济，建设一个持久的和平。我们都应该在保持我们最根深蒂固的文化和人文价值的同时，学会与我们有不同价值的民族共同生存，并向他们学习。[41]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所长傅高义教授提出与中国共存的主张而不是用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42]
一些中国学者也有共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藏藏、乔边说：“中国说不，不是为了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43]李希光说，“……不意味着去制造新的东西文化对立，而是要求各个民族、各个文明共生存，通过交流和对话达到互补、发展和繁荣， 而不是消亡”。[44]
美国学者大卫·亚当斯认为，随着世界在电子和科技方面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星球在记者进行报道时必将变得更容易、更“友善”。在历史、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差别如此之大的中国和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准确、平衡的信息——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中美两国政府都在努力求同存异的同时，两国的媒体冷战似乎也在逐渐结束。[45]
比较的难题之三：西方中心论、妖魔化中国、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强权面前，东方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受压制的劣势。贯穿19世纪西方知识界的“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怀疑、轻视或无视。这种理论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全世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发现，自从1880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第一次用“比较文学”命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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