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专著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这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历史。[46] 法国的比较文学家洛里哀的观点代表了一批西方中心论者。他说：“西方在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种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47] 瑞典文学院经常被指责忽略亚洲、非洲和其他偏远地区的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马悦然教授（Goran Malmqvist）说：“我怀疑那里是否有那么多值得去发掘的。”[48]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中流行的一种“向往西方”的思潮可以看作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的投影。该理论的另一反射出现在1989年中至1991年的苏联和东欧。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衰落，西方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终于实现了。用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说，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最后形式的政府取得了世界的胜利，“西方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将更有可能采用我们的制度”。[49] 曾经是共产党和政府喉舌的新闻媒介欣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西方新闻价值成了办报的指南。苏联和东欧的风暴给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思考，同时也给比较新闻学者带来了崭新的课题。[50]
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作为意识形态前哨的中国新闻界全力抵御的结果——不过，它还是留下了阴影：在西方现存的有关中国新闻史著作中，几乎都是西方学者之间的旁征博引，很少有援引中国大陆学者成果的。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敌意，除了语言障碍，这里也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漠视和轻慢。在中国新闻界内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一些中国学者“自由化”的倾向，他们试图比照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和自由观来对中国传统的新闻模式加以改造。[51]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提出新闻学术要和西方接轨的问题，这实际上也表现了一种推崇西方价值的倾向。[52] 不过，以上思潮都远未形成气候。

   
　
自1993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庭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有关“文明的冲突”，引起了知识界的轩然大波。[53]亨庭顿认为，冷战之后的非西方文明的崛起，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将取代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冲突的主要形式；西方文明受到了挑战，它必须学会与非西方文明相处。
一些学者认为，“文明冲突”产生的基础是西方哲学、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衰落，同时亦反映出一些人想继续维护西方的世界统治地位的幻想。[54]在一些中
国传媒研究者眼中，看到的则是西方的一种新威胁：
“亨庭顿和福山的观点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这种潮流正在凶猛地冲击着美国的传媒和政界。这是一种试图用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的政治口号……（中国）不应成为某些人煽动敌对情绪或制造新的妖魔的由头”[55]
李希光、刘康确信，西方传媒对中国进行了妖魔化的报道。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强烈地反对西方遏制和文化霸权的情绪中，中国出现了一股“非美主义”思潮，其标志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1996）的出版。其后陆续有《中国不仅仅说不》（贾庆国，1997）, 《中国有多坏？》（李希光，1998），《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1998）,《妖魔化与媒体轰炸》（李希光，刘康等1999）。这些作品挑战了国际霸权，激励了民族士气，在与世界进行更平等对话的斗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有很多富于启迪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种情绪化、简单化的倾向。

1996年，新闻学术刊物《国际新闻界》发表的“妖魔化”理论振聋发聩，在平静的新闻理论界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它试图证明“美国报人……只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人描写成妖魔”。[56] 该文的编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用学术的标尺也许不尽完善，但它所提炼的“妖魔化”命题，无疑具有一种思想的烛照与洞见，令人在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纷嚷之中憬然而悟。”[57]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李文有失偏颇。传媒学者焦国标指出，所谓“妖魔化中国是以偏盖全”，其逻辑“不足以证其实，倒足以证其伪”，李指责美国专职干‘妖魔化中国的事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焦援引了《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大量美国传媒有关中国的客观报道来说明美国传媒并非“一心一意妖魔中国。”[58]妖魔化问题也引起了另一个角度的思索，一些学者提出要对美国媒体、美国文化、美国的媒介理论和价值观做进一步研究，否则，就成了“哑巴和聋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