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子的对话”。[59]
妖魔化问题植根于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长期对峙中，它是不是冷战在新时期的继续尚需时日以待。不过即使“妖魔化”的事实成立，那也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在历史上，西方“妖魔化”过中国，中国也“妖魔化”过西方。有谁不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名言呢？“鬼佬”——人们至今还这样称呼洋人，这些算不算“妖魔化”？
中美之间的相互妖魔化是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处于被动的受者地位，在人权、个人价值、国家与社会的观念方面，西方一直享有稳固的话语霸权，他们围绕这些基本价值理念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从而巩固了其在整个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简艺认为：
只有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同等地传播自身观念和价值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而社会资讯和价值理念能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得以自由传播，平等交流，平衡流动恰是一个健全的全球社会应当具备的根本特征……中国正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对世界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信仰……[60]
要摆脱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敌视和控制，在国际传播中长期以来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就没有平等对话的地位。从这种观点出发，有时，矫枉过正也许是必要的。
“妖魔化”问题引起了中美双方的共同重视。1996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妥夫在一次演讲中说：“妖魔化中国跟美化中国同样都会把人引入歧途，这是危险的……我们认识到中国极具复杂性，认识到变革既需要耐心又需要毅力，在维护我方的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中国的主权。”[61]。1999年12月，清华大学国际新闻研究中心举行了“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研讨会”，中国对外传播的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妖魔化”问题和中国传媒的对策。
作为对美国传媒为首的西方传媒的一种当代解析，“妖魔化”正在被人们慎重的讨论。在肯定它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击霸权、争取平等对话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陷入简单化的泥沼；在抨击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还要慎防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在拥抱全球化、推崇和平与进步时要警惕新的西方中心论一样。至少，妖魔化问题的探讨不应成为中西新闻比较的新障碍。
以世界经济渗透、信息与科技高度发展和融合为特点的全球化，为比较新闻学带来了宏观的视野。今天，西方记者在接近中国老百姓方面已没有了昔日的桎梏；中国记者甚至可以到当年敌对的美国的新闻机构中去做访问学者。国人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受西方信息而不必再担心“偷听敌台”的罪名……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被打破是划时代的进步。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充分占有资料、更近切地研究对方。对于比较新闻学来说，这是一个必备的客观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比较就容易走向偏颇。
全球化创造了机遇，但机遇有待于实现。中国加入WTO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62]如何在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创造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新闻学研究，这是摆在比较新闻学者面前的一个课题。中国大陆的新闻学成果历来被排除在世界大门之外，“很难打入国际新闻界”。[63] 如果说过去的比较新闻学出现的偏颇主要因为资讯不全和偏狭，那么在全球化和资讯发达的今天，创造出较高水平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而为达到这一目标，学者们既需要全球化的视野，也需要有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冷静观察与思索。全球化意识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观照，但最重要的是看到后冷战期各民族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一方面要发展民族文化，一方面要有全球化意识；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 一方面又要积极与世界对话，为创造比较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而努力。
在过去的岁月中，东西方看到的是各自的“异”，现在，经过多次的接触和比较，人们发现：尽管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双方在许多方面是有共同性的。如果说20世纪的比较新闻学旨在发现和暴露各国之间的“异端”，那末，21世纪的学者们越来越会发现和证明世界的“共同点”。这也许是比较新闻学发展的新趋势。
小结
在中西比较新闻学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警戒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情绪化、偏见和简单化；学术问题要避免意识形态化。中西比较新闻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敌对的思想意识形态下试图用平静的学术心态去从事研究，寻求一个公允的结论。本研究并不企望一下能解决这个难题，但愿意提出一些视点，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
[1] 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u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The Unive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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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问题植根于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长期对峙中，它是不是冷战在新时期的继续尚需时日以待。不过即使“妖魔化”的事实成立，那也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在历史上，西方“妖魔化”过中国，中国也“妖魔化”过西方。有谁不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名言呢？“鬼佬”——人们至今还这样称呼洋人，这些算不算“妖魔化”？
中美之间的相互妖魔化是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处于被动的受者地位，在人权、个人价值、国家与社会的观念方面，西方一直享有稳固的话语霸权，他们围绕这些基本价值理念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从而巩固了其在整个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简艺认为：
只有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同等地传播自身观念和价值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而社会资讯和价值理念能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得以自由传播，平等交流，平衡流动恰是一个健全的全球社会应当具备的根本特征……中国正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对世界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信仰……[60]
要摆脱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敌视和控制，在国际传播中长期以来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就没有平等对话的地位。从这种观点出发，有时，矫枉过正也许是必要的。
“妖魔化”问题引起了中美双方的共同重视。1996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妥夫在一次演讲中说：“妖魔化中国跟美化中国同样都会把人引入歧途，这是危险的……我们认识到中国极具复杂性，认识到变革既需要耐心又需要毅力，在维护我方的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中国的主权。”[61]。1999年12月，清华大学国际新闻研究中心举行了“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研讨会”，中国对外传播的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妖魔化”问题和中国传媒的对策。
作为对美国传媒为首的西方传媒的一种当代解析，“妖魔化”正在被人们慎重的讨论。在肯定它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击霸权、争取平等对话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陷入简单化的泥沼；在抨击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还要慎防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在拥抱全球化、推崇和平与进步时要警惕新的西方中心论一样。至少，妖魔化问题的探讨不应成为中西新闻比较的新障碍。
以世界经济渗透、信息与科技高度发展和融合为特点的全球化，为比较新闻学带来了宏观的视野。今天，西方记者在接近中国老百姓方面已没有了昔日的桎梏；中国记者甚至可以到当年敌对的美国的新闻机构中去做访问学者。国人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受西方信息而不必再担心“偷听敌台”的罪名……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被打破是划时代的进步。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充分占有资料、更近切地研究对方。对于比较新闻学来说，这是一个必备的客观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比较就容易走向偏颇。
全球化创造了机遇，但机遇有待于实现。中国加入WTO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62]如何在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创造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新闻学研究，这是摆在比较新闻学者面前的一个课题。中国大陆的新闻学成果历来被排除在世界大门之外，“很难打入国际新闻界”。[63] 如果说过去的比较新闻学出现的偏颇主要因为资讯不全和偏狭，那么在全球化和资讯发达的今天，创造出较高水平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而为达到这一目标，学者们既需要全球化的视野，也需要有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冷静观察与思索。全球化意识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观照，但最重要的是看到后冷战期各民族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一方面要发展民族文化，一方面要有全球化意识；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 一方面又要积极与世界对话，为创造比较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而努力。
在过去的岁月中，东西方看到的是各自的“异”，现在，经过多次的接触和比较，人们发现：尽管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双方在许多方面是有共同性的。如果说20世纪的比较新闻学旨在发现和暴露各国之间的“异端”，那末，21世纪的学者们越来越会发现和证明世界的“共同点”。这也许是比较新闻学发展的新趋势。
小结
在中西比较新闻学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警戒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情绪化、偏见和简单化；学术问题要避免意识形态化。中西比较新闻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敌对的思想意识形态下试图用平静的学术心态去从事研究，寻求一个公允的结论。本研究并不企望一下能解决这个难题，但愿意提出一些视点，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
[1] 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u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The Unive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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