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中西百年比较新闻学回顾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显然，它植根于西方。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斯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在美国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1] 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说《报业的四种理论》是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并不过分。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西方比较新闻界的思维仍然没能跳出这个窠臼，几乎所有的讨论都还是以上述四种理论为基础。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比较新闻学领域是非常贫瘠的。早期，新闻理论研究的先锋们曾试图对个别特定国家的媒介进行研究，而那时的媒介当然只有报纸。美国学者在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中国报纸的研究，较著名的篇什有帕特森的论文 “中国的新闻业”[2], Y.P.Wang（王英宾）的论文《中国本地报纸的崛起》，[3] 庭坡罗的论文《中国新闻业的发端》,[4] 白瑞德的专著《中国的期刊报纸：1800-1911》等。[5] 这些研究虽然只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对另一个国家的媒介的观察，但已初见比较新闻学的端倪。此后，比较的范围从对某个单一国家的研究扩展到洲际国家的研究（比如对亚洲媒介的研究），然后逐渐产生了对全球媒介的综合透视。从一个国家，到几个国家再到全世界，比较新闻学的范围随着交通、资讯、科学的日益现代化而扩大。1928年，意大利帕鲁扎大学政治学院首开比较新闻学课程。1935年，日本学者小山荣三在其著作《新闻学》中专辟章节讨论比较新闻学。另一位日本学者小野秀雄的《国外新闻史》则是比较新闻学方面的专著。

但是，比较新闻学羽翼未丰便很快进入到一个死胡同。这是个生命力先天不足的婴儿。60年代这个领域是沉寂的。70年代，英国的报刊史专家安东尼·史密斯的《报纸：世界的发展》[6] 平行地描绘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的进程，到底在比较新闻学的发展史上涂上了厚重的一笔。遗憾的是，在整个70年代的10年中，西方国家的比较新闻学并无其他重要著作问世，史密斯的大作不免有些形单影只。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前后是地球上各国之间关系最微妙而严峻的时期。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曰西方和东方，正处于冷战期。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融。意识形态的敌意阻止了科学研究对方的可能性，比较新闻学的步伐沉重而迟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当国际大变动开始，当东西方的政治关系开始松动时，播种就开始，一个小小的繁荣期就出现了。1981年，吉姆·理查斯坦德和麦克·安德森率先写出一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信息流动的研究著作《世界性的危机：政策和展望》，[7] 这部书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地的传媒研究者特别是比较新闻学者的士气。1983年，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美国学者乔治·马登和安居·格瓦拉编著的《媒介制度比较研究》问世。[8] 该书将世界传媒按社会状况分为三个领域：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并将新闻学中的一些重大概念拿出来比较鉴别，比如：新闻、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的功能等。此书可以说是系统比较东西方新闻观念的开山之作。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翰·迈瑞尔的著作以一个惊人的标题命名：《环球新闻业：一个对国际传播业的考察》。[9] 迈瑞尔的研究保持了与马登等研究者同样的风格——不去玄而又玄地死缠理论，而将讨论的焦点集聚在几个特定的重大概念上，比如：哲学，社会制度，新闻自由，新闻理论，对新闻的管制以及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此书自1983年出版后又在1991年和1995年相继再版，可见其魅力之大，它的1995年版本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家新闻业在历史变革中的最新情况。1987年，劳伦斯·坎才的《传播理论：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10] 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学的角度更加精确地将世界新闻界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媒介进行分类研究。在西方，首次以“比较新闻学”为题的著作恐怕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艾文森教授和戈丁顿教授撰写的《比较新闻学》。[11] 这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将世界报业一分为三：西方世界、第三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该书收进了许多重要文章并有大量实例研究。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世界比较新闻学丰收的年代，那么90年代这项研究又似乎陷入了新的困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传媒空前密切的交融出现了理论家们没有料到的新情况，这使研究者们需要静心观察一下再做出理论概括。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