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的刑事上诉制度

事诉讼法典》与一九九六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两者当中的刑事上诉制度作一简单比较。
在一九九六年法典之前的数十年间，刑事上诉并没有成为学说焦点，这是因为一九二九年法典将问题简化，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上诉就如在民事上的抗告一样被提起、进行及审判。
从体系的角度看，旧法典不仅将平常上诉和向上诉法庭提起的上诉置于同一编内，而且将再审自动登记，并正如上文提过，将其大部分规定归入民事诉讼法。不同的是，一九九六年法典〔4〕则把平常上诉与非常上诉相区分，并在非常上诉中加入为定出司法见解而提起的上诉，以及再审，且各自赋予独立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两部法典的第一个分别，是新法典被赋予独立于民事诉讼程序的上诉体系。
事实上，刑事上诉最终只须遵守自身原则、拥有独立的规范结构，除非当类推适用一九九六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的其它规定亦未能填补漏洞（法典第四条）时，就要寻找《民事诉讼法典》中一些继续适用的规范细节〔5〕，如此结束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近百年的重迭状况。
其次，得承认现行法典除了革新性外，还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有规定，例如：可上诉的裁判、上诉上呈的规则及时间、上诉的效力及再审上诉的依据，遵从司法见解的思想及试图与可能及可行的范围相协调〔6〕。在此情况下，利用一九二九年法典的上诉制度所采用的是同一种上诉（民事上的抗告）提供的便利，规定了单一程序（虽然上级法院可以有多种承担审理权的方式〔7〕），从而减少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尤其是在处理过错及人格问题上的分歧。
修改的目的，除为了取得更快捷及有效率的经济诉讼外，亦为了保证在诉讼的第一审开始便实现真正的刑事两审原则，并强调了法典利用此原则作为司法质素的强烈保证。然而，《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九十条经第9/1999号法律修改后，规定了刑事诉讼上诉中的两个审级〔8〕，因为中级法院在刑事上诉案中就可科八年以上徒刑所宣示的合议庭裁判，得向终审法院提起上诉；除非该等中级法院合议庭裁判确认第一审法院宣示的有罪裁判，在此情况下，只有在有关刑事上诉案可科十年以上徒刑时，才可提起上诉。
对我们探讨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上诉的性质。事实上，只要能保障遵守辩论原则、达到重要的实时性，及确保法庭有效的合议性，向合议庭提起上诉便成为法律上的补救措施而非司法见解的确定，对有关事实问题得以重新审议亦成为体系中一道保险阀，其有助于侦察具司法错误迹象的情况。
扩充的复审上诉模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事实上，即使上级法院的审理权局限于法律上的事宜，只要有关瑕疵系单纯出自上诉所针对的裁判文本，或出自该文本再结合一般经验法则者，上诉亦得以下列内容为依据：
（一） 获证明的事实上的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该裁判；
（二） 在说明理由方面出现不可补救的矛盾；
（三） 审查证据方面明显有错误。〔9〕
除此之外，在上述情况下，如不遵守其要件会导致无效。而该无效不应视为已获补正者，则上诉还得以不遵守该要件为依据〔10〕。上诉人须明确指出成为上诉理由的上诉所针对裁决的瑕疵（而这些瑕疵必然地导致诉讼理由或裁判出错），因为只有当审判的瑕疵所造成的不公正，是源于侵犯实质权利时，该不公正才显露出来。因此，法典清楚地将上诉定为法律上的补救措施。这就是上诉的性质〔11〕，并显示在法典若干规定上：
— 处分原则的适用：没有强制性或依职权提起的平常上诉，上诉的标的由提出申诉的请求定出；
— 如上诉所针对的部分，可与未被上诉的部分分开，且对之可作出独立的审查及裁判，则上诉范围得仅限于有关裁判的一部分。为着此效力，裁判中下列部分尤属独立部分：
（一） 相对于民事部分的刑事部分；
（二） 属犯罪竞合者，关于每一犯罪的部分；
（三） 属单一犯罪者，相对于确定制裁问题部分的罪过问题部分；
（四） 在确定制裁的问题中关于每一刑罚或保安处分的部分〔12〕。
处分原则的适用，不代表中级法院〔13〕没有义务于上诉理由成立时，定出法律对于上诉所针对的裁判整体所规定的后果〔14〕；
— 禁止上级法院作不利益变更：对于就终局裁判仅由嫌犯提起的上诉，或检察院专为嫌犯利益而提起的上诉，又或嫌犯及检察院专为前者利益而提起的上诉，接收上诉的法院不得在种类及份量上变更载于上诉所针对的裁判内的制裁，使任何嫌犯受损害，即使其非为上诉的嫌犯（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15〕。
与此同时，源于处分原则的放弃上诉及撤回上诉，亦倾向于上诉概念作为法律上的补救措施。
事实上，第四百零五条赋予检察院、嫌犯、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权能，在将卷宗送交裁判书制作人以作初步审查前，透过声请或卷宗内的书录，撤回已提起的上诉。
在审判中，如没有作出须将证据载于记录的声明，则相当于放弃对事实上的事宜的上诉，但不影响前述的审理权〔16〕。
但立法者亦意识到，很多时候上诉的目的并不是要一个最佳公正，相反是要将之推迟。因此立法者规定了若干规则以增加所谓的诉讼忠诚原则〔17〕。
上诉人须承担严格的上诉理由阐述责任，如涉及法律上的事宜，则还须指出下列内容，否则驳回上诉：所违反的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所针对的法院对每一规定所解释的意思，或以何意思适用该规定，以及其认为该规定应以何意思解释或适用；如在决定适用的规定上存有错误，则指出上诉人认为应适用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百零二条第二款）。
然而，另一方面，上诉的裁判书制作人在听证中须以上诉标的之摘要阐述引入辩论，在该阐述中，须指出法院认为值得特别审查的问题（法典第四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因此，上诉人须严谨拟定给法院的请求，而法院须利用听证指出特别构成辩论理由的事宜。
可是，若不处分可能使刑事上诉的制度与性质改变的偏离，该态度便无效果。正因这样，创立了驳回上诉的制度。
一九九六年《刑事诉讼法典》在不同的两个方面设定了驳回上诉的可能性：
— 一个可称之为“形式”上的驳回，是指不符合第四百零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要件或根据第四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部分规定欠缺理由阐述。
正如之前所述，为了

上诉得到审理，上诉人须列出上诉依据及结论，结论除了限制上诉的标的，在限于法律上的事宜的上诉中，亦应就指明上诉所依据的被违反的法律方面，遵守某些要件。
基于上文已提过的中级法院的职能及上诉作为法律上的补救措施的性质，只有藉着理由阐述及结论，才能有效地确定上诉标的，以便容许限制中级法院的审理〔18〕。
— 另一个可称之为“实体驳回”，是指理由明显不成立。与形式上的驳回不同，在实体驳回中，已审议了实体问题。事实上，法院除了得出上诉理由不成立及须审查实体问题的结论外，还得出该理由不成立是清楚及明显的结论，且经过法官一致性表决，这已足够保障求诸司法及诉诸法院的权利，以及在刑事上的上诉权得到尊重。
只是，实体问题的审议在一个比一般上诉程序简化得多的程序下进行。
事实上，倘裁判书制作人在初步审查中，依职权或面对当事人或检察院之前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上诉人明显欠缺理由，且不须透过书面陈述进行更详细的法律辩论的听证，则将问题提交评议会（第四百零九条第二款ａ）项）。
就这样，初步审查中出现的问题在评议会中裁判；驳回上诉的评议必须获全体一致通过（第四百一十条第二款）。在驳回上诉的情况下，合议庭裁判书仅限于指明上诉所针对的法院、认别有关诉讼程序及其主体的资料、摘要列明作出该裁判的依据（第四百一十条第三款），以及判处上诉人缴付款项（第四百一十条第四款）。

四、结论

藉着本文，本人尝试为澳门刑事上诉制度绘画简捷的总览。
按照Figueiredo Dias的理论，我们不应忘记“在科处刑罚背后，有着一般预防的填补目的，因此，在惩罚之余谋求真相及公平”〔19〕。因此，必须完全尊重在诉讼中涉及的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对保护基本权利的理解不应是绝对的，因为法治国亦要求“保护其体制，及保证刑事司法的有效管理，以完善实体司法”〔20〕。Gomes Canotilho及Vital Moreira所提及的“倾向于辩护”，表明诉讼程序就基本权利（诉讼程序本身，与被告的权利无关）而言，不可以中立，反而有着不可能违反的限制（一个与被告的权利无关的诉讼程序）〔21〕。
上诉，对牵涉入诉讼程序中

《一九九六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的刑事上诉制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