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次社会转型期公共领域再建构

选题的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旧的体制的束缚而暴露出各种不稳定因素，并因之迎来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转型，即由经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各种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变浓，不断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影响政治决策。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变化是由过去的个人政治参与（如找领导调动工作）或非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联保上书要求改善待遇）为主要特征变为以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其以社团组织的成立，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民间思想库的建立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意机构发表意见或直接与行政部门谈判。公共领域的再建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平衡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一、第二次转型的中国现状背景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复杂。它不象欧美国家——无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实现转换，而单靠引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自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等方面取得公认的成绩，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1），城市改造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建设等的力度不断加大，涉众范围广、利益调整面大、摩擦焦点多；（2），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社会成员独立思考、自主抉择的自由度增加，主体的内在力量逐步得到发挥；（3），新旧观念的冲突激烈，许多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弱，行为上无所适从，精神上无所寄托，导致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下降；（4），社会主导观念受到冲击，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献身精神有所弱化，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用主义有所加强等等。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不但在量上“集束多发”，而且有利益相关性突出、群体性矛盾增多、对抗性增强、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增大等特点。特别是2003年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SARS危机、孙志刚件注1等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这些使我们逐渐明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因素，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而自1990年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类型的变化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背景，一是社会资源占有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二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日益复杂化；三是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由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向“向导者”“引导者”转变。因此“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注2（胡鞍钢）如果说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那么当下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这次转型要求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
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的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因此，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由“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注3替代“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权威本位观”。而为了缓和长期以来因为“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模式和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给社会在凝聚力和议和力方面造成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求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领域，在此领域内，一方面单质的原子的个人集结起来追求共同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公共事务的参与。
如2003年在苏北农业大县—沭阳县官墩乡农村发展协会成立，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成立。他们的主要服务内容，首先推动的是农村的劳务输出。此外，农村发展协会还会进行种籽化肥代销等方面的协作，为会员服务。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协助政府解决政府职能以外的工作，比如监督村委会的财政支出、集体维权等。以及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形式的民主建设。民主恳谈会的雏形其实是松门镇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其目的本来是宣传政策、普及观念，是由上而下的。论坛设计了让群众发言的环节，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老百姓感慨“都20年没有这样说话的机会了”！于是这个机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就延续下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民主恳谈会。在当地凡是关乎公共利益或者涉及重大资金使用的项目都要举行不限制参加者的民主恳谈会，让群众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其实质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会。其结果，首先是避免了决策方面班子内部的矛盾，其次是分散了决策风险，政府项目的实施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在征地拆迁等问题上由于事先就公开听取意见，照顾到利益涉及方的合理诉求，几乎很少遇到阻力。最为值得称道的是，普通群众的参政议政水平极大提高，从最初当面指责官员作风的怨气释放，到现在关心乡镇规划、工业中心设计、学校建设等更加宏观的问题。

2003年在媒体领域像文化先锋网、世纪中国的互联网站以其理性建设性的现世热情，不仅张贴和传播了包括伊拉克战争网络签名、孙志刚事件、SARS风波等重大社会热点，更重要的是禀承了自由、开放的网络精神，将各大热点的探讨引向积极、审慎的思路和言路上。以及像江苏电视台的一个“零距离”节目组，主要制作是民生新闻，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如“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南京地铁列车应该是什么颜色？地铁票价多少才算合理？”技术上他们邀百名摄影师千名线人加盟节目，让60分钟的卫星直播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成为“常态”，而对于官方活动和会议新闻则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以周为周期的随机抽取的时段内，170条新闻中，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在南京，人们在晚上7点这个黄金时段，将眼球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时政社会节目中，转移到“零距离”的本地新闻节目上。在某种意义上，“零距离”寻求到了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半民主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媒体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
二、目前在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几种运行机制
在这些领域里，组织的行为目的不是或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在于自身价值实现，追求社会美德。他们以身份、利益或者兴趣等为纽带自愿地结合起来，在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中实现个人的强力自由，而这种个人的强力自由，又恰恰是缓和各个矛盾体之间张力的因素，托克威尔认为，真正的自由需要社会中一种实际的权力来反对国家，需要一种公民意志来限制政府和保护权利，如何取得长期支持有限政府的形式原则的社会安排，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他认为自由结社对解决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全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状态。”但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但看见结社（如农民发展协会、浙江商会），还有媒体（如文化先锋网和“零距离”节目组），有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建立的广泛的监督评议机制（如温岭恳谈会），另外还有下面的几种形式：
一、民间思想库。虽然中国目前民间思想库（thinktank）的发展状况，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以组织的面目出现，但却没有形成产生思想的机制，但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于1993年夏天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开了民间研究机构的先河。2003年8月23日，俞可平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并宣布将每年给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颁奖，这是我国首家对政府改革与创新进行独立评估和咨询的大型非营利性学术机构。而1992年袁岳 创建的零点调查公司，已经在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难题、国际关系、居民愿望和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投资者评价等等广泛的领域，展开频率越来越高的民意研究。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从大公司CEO到政党领袖不可忽视的决策参考工具。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和草根声音变成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从而影响了中国诸多层次的决策者。《南风窗》对袁岳的工作的评语是：“袁岳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民意并不仅仅由特殊的组织来确定和代表。他的努力喻示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简单表达、变更、包装和曲解的；民意路线较之精英路线，虽然其政策制定的成本高，但执行成本要低得多。”
二、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又被称为“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和“利他部门”（Altruistic Sector），第三部门与生产公共物品的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国家部门）相对应。归为此部门的组织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盈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