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摘　要　地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但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本文即以旧志与新编的中国地方志为研究对象,举出例证,以论述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和如何利用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地方志　史料价值　利用

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对文献有所认定,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开始探讨文献足征与否的问题。地方文献是文献总类中的一支,据今人的考订,认为地方文献最早受到重视,是1941年图书馆界前辈杜定友先生在韶关任广东图书馆馆长时。他规定地方文献应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方面,这一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这三方面的文献不一定都具有地方文献的内容与性质。所以我认为,只要是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物产、资源以及碑帖、手迹、学术著作等,即使是零篇散页,都应归入地方文献。所以地方文献包罗宏富,门类众多,如地方志,宗谱,私人笔记,名人手稿墨迹,铺户账簿等皆是,其中以地方志为大宗。

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享誉于世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实际数字尚不止于此,除原未计入的山水寺院志外,在历年编修新志过程中和普查后所知,尚有不少遗漏。粗略了解,旧志的总数已达万种。近半个世纪的首届新志编修事业,可称成绩斐然,成果丰硕。据一种官方数字宣布,截至2000年11月,已出版面世的新编三级志书,有4000余部。如果加上近四年陆续出版的首届新志和第二届续志的成书以及三级志以外的一些部门志、行业志、山水志等,估计也在万种左右。合新旧志的总量,当在20000种以上。因此中国地方志无疑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它既具有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更具备取之不尽,足资参证的史料价值。

一、旧志的史料价值

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旧志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资料,可以发掘出无穷尽的有价值的史料。对旧志史料给以极大重视并因之撰著传世名著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顾炎武在整理研究地方志的基础上。撰著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大名著。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顾炎武呕心沥血,博览群书,花费了20年心血,收集了全国各地有关地形、关隘、赋役、水利、交通、物产、农业、手工业、倭寇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资料,于康熙元年(1662年)汇编而成的。该书考证精详,征引浩繁,共征引了千余部地方志,占全部资料来源的三分之一,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经世致用之作。旧志中可供采摭的史料,俯拾皆是,如从《上元县志》中可以了解南京丝织业的生产组织、生产概况以及丝织品种。在浙江的《桐庐县志》中曾有一段描写一洞前村的景象说:“洞口阔二丈许,梯级而下,五丈余。有崖、有地、有潭、有穴。壁有五彩状,若云霞锦绮。泉有八音,声若金、鼓、笙、琴。人语犬声,可惊可怪。……唐宋以来,题词尚存。元末,乡人徐舫避住于此,有《瑶琳杂咏》一卷”。可惜这段珍贵史料未能早为后人所用,致使“瑶琳仙洞”胜景沉睡多年,令人遗憾。旧志中的某些史料往往又会转变一地的经济生活,如山东枣庄市齐村区, 相传有一种能“咬人”(一触碰就能中毒伤人)的怪树,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后从志书中查知,这是当地古来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于是受到重视。经过精心培养,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该地的重要财源

有些中外学者感到难以确认的史实往往从地方志中求得答案。如宋代是否在上海设立过市舶司,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藤田丰八的论文《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根据《宋史》和《宋会要》而对宋代是否在上海设市舶司表示存疑。藤田丰八在这里犯了一个史源学方面的错误,因为《宋会要》只修到南宋宁宗朝为止,而《宋史》的主要根据《宋实录》则对宁宗以后的理宗、度宗二朝事多缺略。所以只能说宋代南宋宁宗以前上海未设市舶司,而宁宗以后是否设,尚需求证。十年前, 谭其骧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据明弘治《上海县志》所载的两篇文章,驳斥了藤田的说法。这两篇文章是宋度宗咸淳年间管理上海市舶司的主要官员———监镇董楷所撰,一篇名《古修堂记》,有云:“前分司缪君司之。”另一篇名《受福亭记》,篇首即云:“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市舶司,既逾二载”。这两条史料就肯定了宋末上海确有市舶司的设置②。1982年华东师大张天麟教授曾据上海地区十几种地方志所记地震资料,从时间和空间研究了该地区地震活动和移动的规律,对掌握该地区地震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从而使他认识到“方志史料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记录年代基本联贯,是探讨自然现象演变规律,具有优越性的一种历史文献。”

日人加藤繁是最早开发方志史源的学者,他在其名著《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的第三卷中引用中国文献达300余种,其中引用中国地方志有204种,占全部引用文献的60%,方志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加藤繁在该书中又曾利用山东省46部志书中所记载的村镇定期集市的史料,测算出历城、齐东、临邑等17个县,平均每一村镇定期集市拥有7895人的数字。另一位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其有关明代的论文,如《明代的漕运》、《明代户口册(黄册)的研究》、《明代庄田考》等,以及专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都引用了大量方志史料,考证周详,论述谨严,颇受日本史学界的好评④。西方学者也多在自己的著作中利用方志史料。如美国的农林学家施永格在上世纪20年代起就参考闽、粤方志研究福桔、广柑的生产规律,成绩显著。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就征引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撰成举世闻名的学术巨著。

二、新编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更新,文化建设也随之开始。由官方领导的新编方志事业便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特别是80年代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修志事业也有计划地迅猛发展取得很大成绩。2001年3月12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宣布的官方文件《新编中国地方志工作概况》中做了简要的回顾说:“全国性有计划编写新地方志工作是8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计划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5881部,要求在20世纪末或稍长一些时间内完成。到2000年11月已经出版4280部,完成计划的73%,约40亿字。此外有关部门和地区,自己还编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名山名水志、地方综合年鉴等,如煤炭志、森林志、水利志、黄河志、长江志、黄山志等等,约6000部,30亿字。”如此巨量的成果,置之世界文化之巅,当可无愧。之所以有此成就,端在新编地方志自创编开始即注重史料之搜集,其积累数量之巨,前所未有。如1984年吉林省搜集到的资料即达6.4亿多字,全国县一级亦在千万字左右。成为新编志书的坚实基础。兹摘引一二例,以见一般。

1、《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巍峨丰碑,自北宋以来,即刻有十余部,而浙江余杭一地就刻过两部,历来于此所记简略,新编《余杭县志》则将元、明时代所刻两部《大藏经》的刊刻情况详记入志。《径山藏》是我国所刻十余部《大藏经》中的一种,传统的说法是“径山藏”于明万历十七年刻于山西五台山清凉寺,后于明万历二十年迁余杭径山寂照庵续刻。现经修志人员考证,万历七年紫柏禅师真可初倡缘刊刻时,即在径山,纠正了旧志谬误。

2、少数民族史料一般较少入志,新编志书多有补充。云南《潞西县志》对傣族土司集团及其成员的服饰、饮食、居住、行走等,系列地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可以了解到芒市土司喝专门烧制的纯米酒和糯米酒,也喝威士忌、三星白兰地和茅台酒。抗战时期土司住屋内也有沙发、时钟、花瓶和软席双人床等。又如记土司统治阿昌族的基层政权称“撮”(相当于乡),撮下设“档”,每档由一个较大或几个较小的村寨组成。撮设“岳尊”一人,由土司委派从番象山等寨的汉人轮流充当,代土司催收官租杂派。又《陆良县志》收录了“爨文化”的有关碑文和考跋,为研究“爨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三、地方志人文价值的再衍生

中国地方志数量如此之多,而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人们对它的重视和利用尚不足,因此怎样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发挥其效用,应是一种当务之急。首先,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把地方志由被动提供变为主动参与。要改变地方志的静态存在为信息化的动态配合与服务。过去学术界曾经做过不少类似的工作,如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所编《中国地震史料年表》,就是在有关单位的合作下,利用5600余种旧志史料编成的,对地震科学提供了国际上唯一可靠而连续的历史资料。其他专题类编资料尚有多种,如《中国古今铜矿录》、《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等等。无论旧志或新编志书进行史料类编的原则,是“全面取材,重点类编,求训致用”。只有这种动态服务,才能使人们加深对地方志的认识,改变地方志仅仅入藏的状态。

其次,鉴于人们对地方志书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的现状,无论是修志者或收藏者,都应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