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毛泽东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毛泽东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毛泽东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

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