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宪政

]这种“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将导致形式宪政的出现，而作为经济上的不合理存在，则必然阻止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化。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狭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26]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将使资产阶级失去剥削的工具，为经济上的平等创造条件，进而为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变扫清了障碍
另外，社会主义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从奴隶社会始，国家权力经历了从所有权与行使权合一到逐渐分离、国家权力所有者从单个主体到多数主体乃至属于全体国民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同时向社会成员权利转化和回归，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种种政治权利。[27]在现代国家，要保证主权属于人民，只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所以列宁说：“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幺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28]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阐释了人民主权的真实含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发展前途是“专政的对象日益减少，民主的主体日益增多。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总有一天是专政对象完全消逝，全体国民都成为民主的主体”。[29]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正是这一新型民主的体现，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体范围的扩充，使人们可以参与协商形成作为共识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体现自己的意志。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显然当人民为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得到实施时，一种体现实质正义的宪政就会出现。
二、宪政的普适性价值
人类发展到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人们惊叹西方的繁荣时，更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诱惑，反观本国的积弱积贫，我们坚信走宪政之路，是社会发展使然。将滥殇于西半球并具有极强地域性的宪政视为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其预设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宪政具有普适性，它所追求的价值，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应为所有的国家所追求。我们研究宪政这一主题，应该首先明确宪政自身的价值追求。宪政发端于西方，厘析宪政体现的价值追求，自然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的宪政含义指涉。
在经历过中世纪极端专制和残酷的统治后，创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最高政治追求。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

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古典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犯，同时将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在现代政治学和宪政理论中，学者在论述宪政时，关注的依旧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31]斯蒂·M·格里芬则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32]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雅施·盖伊（Yash Ghai）理解的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人的请求而开始。”[33]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同）。”[34]
西方学者对宪政的这一认识，来源于他们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学者眼中，在前政治社会时期，人们享有天赋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但这一社会有其致命的缺陷，没有一套明文规定的法律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争执的公正法官，也没有强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于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只得“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状况”，相约进入政治社会。人们放弃一个自由的社会并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政治权力，只是为了形成一个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状态，“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权而制定法律，以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的侵害的权利”。自然权利的让渡，通过人们之间的契约行动来实现，宪法就是这一契约的书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按宪法行动，“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强调政府必须按宪法行动的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分立对防止政治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它的这一分权思想最终由孟德斯鸠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并由不同的机关行使，才能逃脱专制的危险。“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统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36]在自然法的眼域中，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是政治社会的存在之基。深受自然法影响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告：“凡权力未获保障分权未确立的国家，就没有宪法。”自此之后，西方国家宪法以分权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当国家政治生活完全按宪法这一契约来运行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宪政。宪政作为宪法实施后的一种状态，与自然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一脉相通。
近年来，宪政建设成为我国学者广为关注的热点。学界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强势关注，学者纷纷着书立说，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研究宪政，观点有七种之多，[37]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又有三种。一是侧重从民主的角度界定宪政。早在1940年毛泽东便指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该观点对学界影响很大。如张庆福研究员就认为“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宪政就是由宪法确认和规范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实施。”[38]二是从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来阐述宪政。李步云在《宪法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及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它包含民主、人权和法治三个要素，宪政是一个立宪、行宪、护宪、修宪以及根据时代要求与宪政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宪法的动态的实现过程。”[39]三是从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角度来阐述宪政。与大多学者将民主与宪政紧密相连不同，这一观点跳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思维模式，从宪政的特殊功能入手来界定宪政。如仇加冕认为“宪政和法治是为克服人治的弊端而建立起来的，宪政的要义是国家的合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的同意，权力最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通过限制权力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宪政要求建立权力分立和制约机制，宪政要求法治同时具备形式和价值的合理性。”[40]
我们认为，在探讨宪政的价值追求时，不应忽视西方宪政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材料。宪政发源和繁荣于西方，我们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宪政的价值追求，否则我们只会落入晚清宪政运动的臼巢。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于中国的危机之时，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下展开，是一种‘刺激-反映’式的产物，宪政只是救国的工具。”[41]由于对民族危亡的理智和情感的双重关注，人们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他们把西方宪政本身所提供的那些价值放在一边，最感兴趣的是：宪政能为国家富强做些什幺？”[42]特殊的历史任务和人们认识宪政的思维方式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西方宪政自传入中国，就基本上只具有形式上的完美。这直接导致了近代宪政运动的失败。故此，我们不赞成脱离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来谈论宪政。
另外我们认为也不宜将民主随意地放在宪政的名目下。尽管民主与宪政相互关联，其理念精神、制度框架及运作程序过程也能够互相支持，但是从概念上讲，民主与宪政相互之间并无逻辑上的种属关系。事实上，“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43]民主的核心要素是“代表”、“责任”和“公民参与”，民主理论认为承认和保护个人尊严和自治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来管理他们自己。民主还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解释：在意识形态上，人民被假定为政府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宪法和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是一“合法性”概念。在制度层面上，民主是一套创设的制度，如投票制、代议制。在价值层面上，民主被表述为“对民负责”，所以民主政治有时被称为责任政治。[44]民主理论与宪政理论的差别是认识上的，也是实际的。民主认为人民比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才能和品德，而且人们不会选择一个专制者来统治自己。而宪政则对人性持不信任态度，认为权力行使者会滥用权力。麦迪逊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政府的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45] 沃尔特·莫菲总结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时说：民主理论家坚持认为，确定明确界限的工作是很专断的，会受到自我利益的强烈影响。因此，最好不要将这个工作交给公共哲学家去做原则的判断，而是要交给由选举产生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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