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与公共：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

的时候，又因为他们缺乏社会政治介入的空间，以及缺乏足以服人的专业能力。他们又不能不陷入抒情性地处理公共问题的非理性状态。从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的状态上看。转型前后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私密化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里，真正的公共性还没有显现的社会政治空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与私人生活的隐秘化相形而在。[8]　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参与空间实在是相当逼仄的。比如一个教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是一个成功者，但是他要想介入政治生活，担任政治职务，按照目前政治制度安排，他就不得不重新从基层职级一步一步地往上层职级升迁。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干预能力被严格地限制起来。加之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直接担负政治责任、出任领导职务大都会陷入书生气的泥潭，社会对于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效用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这种思维定势延伸到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评论上面，人们也通常认为他们的公共吁求只是某种乌托邦的表述，不仅不表示认同，反而不屑一顾。政治参与空间逼仄与公共议论认同缺乏，使得知识分子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显得孱弱不说，而且使得知识分子的论政传统建立不起来。进而使得知识分子自身对于自己论政的有效性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自我消解论政的动力。知识分子不是像现代发达国家那样既是介入政治、又是论政的主体，而是被政治生活似乎自然地排斥的对象。自19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总是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整治对象，在此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专业与公共：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