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反战幼稚病

一種類似肺炎，稱做SARS的致命傳染病正在四處蔓延，疑為某種未知過濾性病毒肆虐。

一種現代反戰幼稚病正在世界各地流行。針對美英主導的反對伊拉克候賽因政權的戰爭，從紐約到舊金山，安曼到達馬士革，墨西哥到馬德里，吉隆坡到布魯塞爾，馬尼拉到到約翰納斯堡，反戰示威如火如荼，參加人數規模數以千萬計。

“萬物人為先，萬事和為貴”，“反戰”天經地義，何來幼稚病？只緣這場反戰運動的基本特徵竟是：不反戰爭製造者，大反戰爭終結者，許多參與者惘然不覺倒薩之戰的歷史定位，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扮演的反派角色性質。

黑格爾說過這樣的氣話：“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人類從來就不會從歷史中學到什么。”事實差不多就是這樣。人之所以為人的相處之道也者，尋尋覓覓成千上萬年，好比還是膠著在找不著生門的八卦迷魂陣裏，脫胎不出那纏綿不盡的你死我活、弱肉強食叢林法則（Law　of　the　Jungle）。人稱“二十四史”為“相砍書”，普天之下世界通史何嘗不然？一部文明史，何嘗不是野蠻史。不論炎黃子孫，同源同種，或諸夏夷狄、非我族類之辨，無不反反復復，互相殺伐不止，凶殘暴戾，無所不用其極，絕非獅虎熊豹一切非靈性猛獸類所能望其項背。十八世紀法蘭西有心人伏爾泰研究了他以前九百年的歐洲史，發現“不斷的戰亂使千百萬人死于非命，把許多城市毀為廢墟，代價如此可怕，報酬卻微不足道。”“史書里沒有多少和平安定的年月，只見破壞和災禍。”憤世嫉俗的德國人叔本華說，“歷史所記錄的全是戰爭和革命；和平的年月不過是零落短暫的停頓或間歇而已。”于是他認為，“人與人必然彼此競爭，因此永遠會相互仇殺乃至殘殺。”悲天憫人的俄羅斯作家契可夫看法大同小異﹕“在人的心目中，生存的主要意義是廝鬥，歷史是一系列戰爭。”

另一位憤世嫉俗的大師馬克思不像他們那樣消極，他把人類尚未獲得徹底解放的全部歷史稱為人類的“史前史”，以為這部“史前史”有朝一日結束後，將有真正的人類的歷史開始。

人之所以無愧為萬物之靈，當善用天賦特秉創造性思維能力，總結豐富的歷史經驗，發現、領悟和貫徹符合自身最高利益的人間“正道”，全面取代非靈性生物叢林法則，在互惠互利的良性競爭中持續發展進步，互相殺戮的戰爭行為終要走進歷史。

歷史事實顯示，只是在現代民主共和政治體制形成以後，奉行中庸決策之道，在民主國家之間凡有爭端自可通過和平理性途徑，運用天賦靈性智慧，“討價還價”折沖協商謀求優化解決之道，無需採行超越和平制裁措施以外的動武下策，甚至不必要以武力威脅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人類世界終於出現了以相互合作和良性競爭取代戰爭的希望和可能性。

二次大戰以後，經過近半世紀核恐怖平衡冷戰，世上戰火幾乎從未止息；但西方民主體系國家相互之間，包括昔日一對對歷史世仇，也一律轉化為一派祥和的君子之交。例如法國和德國歷史上曾進行過七十多場戰爭，對立隔閡至深，若非共此民主體制美景良辰，誰能想象今天關系友好密切？

現代民主國家與非民主政體國家之間如果發生戰爭，一般說來，前者的中庸決策路線限制了從事戰爭的目的性，主要局限于制止侵略行徑，解除武裝威脅，恢復原有秩序（通常指事變前的界線和狀態），然後謀求和平手段解決剩下的爭端，而不是為了通過戰爭消滅對方、擴大領土或奪取資源、財富、戰利品，所以一般不必采取“剩勇追窮寇”的極端方針，並且全力防止殃及無辜平民。

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如是說，“美國的力量應該始終運用在為人類爭取到一個盡可能清除國家間彼此繼續使用武力的最後和平。”二次大戰後美國實行振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惠澤戰敗的德國，並扶植無條件投降的日本迅速恢復經濟；美國主導的韓戰、越戰、海灣戰爭，武裝干涉波斯尼亞再造多種族民主，科索沃之戰重建巴爾幹地區穩定局勢等，都以不同方式體現了上述非戰意圖的“有限度”軍事行動特點。

儘管世人對於西方體系民主國家以人權和正義名義強勢干涉的行為多有霸權主義的批評，但我們畢竟看到了基於非戰意圖的戰爭觀的興起，以1991年海灣戰爭為突出近例，一種被譏為“打不贏政策”（No-Win　Policy）的“有限度”戰爭模式漸次成型，由此展現了最終消滅戰爭的前景。

常常聽到有人指責美國充當“世界警察”，其實，在叢林法則依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需要警察，以對付強盜、小偷和各種破壞公共秩序的罪犯，每一個進步國家都有充當“世界警察”的責任和義務。如果最大的國際協調機構如聯合國力猶不逮，美國作為一個最強大和最具公信力的國家，既有資格和能力，自然責無旁貸。美國以舍我其誰的姿態主動承擔“世界警察”這個非常不討好的艱難任務，維持世界必要的秩序和基本的正義，為整個世界能夠長時期維持一個相對和平、穩定和發展的狀態，不惜犧牲珍貴生命、鉅量財貨，忍辱負重，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就近期言，波斯灣、索馬里、波士尼亞和科索伏等戰事，都是美國主導和支持下成功的正義行動。三年多前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政權對科索沃人民進行種族清洗、屠殺；聯合國和整個歐洲遲遲不採取任何正義舉措。是美國帶頭果斷行動，打擊了實行種族滅絕的塞爾維亞基督徒政權，挽救了許多科索沃穆斯林人的生命，為巴爾幹半島帶來了和平和希望。世界需要美國和更多值得信賴的實力派主持公道，不然，我們很難想像這個世界會像現在那樣充滿理性和希望。“世界警察”這一頭銜，是冠在美利堅合眾國頭上的崇高榮譽。

後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民主化蔚成潮流，經濟一體化勢不可擋，一度洋溢著好事連連的樂觀氣氛，首度出現了疑似人類史偉大轉折臨近的美妙跡象；怎奈滾滾紅塵積重難返，返祖傾向逆潮洶湧，以2001年911事件為標誌，國際恐怖主義公開挑戰人類進步文明，極大地干擾了歷史的航向，世情更其險象環生，危機四伏，前程叵測。

世界上還有不少專制獨裁政權，施行暴政，踐踏人權。按照尊重國家主權的傳統原則，這些國家的內部問題主要依靠本國人民自己解決，國際社會只能進行適當關注，不容越俎代庖，除非出現像科索伏那樣嚴重違反人權的種族滅絕事件，方才可能引起軍事干涉。然而，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後，一旦事涉恐怖主義，這種制約條件勢必要因應反恐鬥爭的特點而改變。?v0UIQKBcEEn-94V`ot+,TTA9h "W~p;q毕业论文格式 W;ka&8WQDhh@k%@1L50O5~

911災難告訴人類，基於恐怖主義極端邪惡的特點，如果把大規模國際反恐鬥爭視為一場戰爭，顯然是一場性質迥然不同一般的另類戰爭。對於非常隱蔽、無所不在而且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主義，任何訴諸理智和道德的非暴力方式都不起作用，寄希望於綏靖或談判，自限於“後發制人”的武力自衛，不但沒有明顯的防治恐怖主義勢力的效果，反將進一步縱容和激發恐怖分子的狂暴鬥志；因此恐怖主義的受害者根本無從實行上述解除對方武裝威脅，恢復原有秩序（通常指事變前的界線和狀態），然後謀求和平手段解決剩下的爭端的“打不贏政策”或“有限度”戰爭模式。為了對付國際恐怖主義，現代社會的安全觀念、安全戰略、防範目標、國際合作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或者說世界警察的治安之道，有必要及時調整和更新。在這種情況下，“先發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主動攻擊，和除惡務盡的堅定徹底戰略方針，就成了預防和自衛的不得不然的必要的合理的選擇。论文论现代反战幼稚病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國際恐怖主義勢力要想形成大氣候，無論從財力、物力、組織能力、後勤基地、庇護條件，武器供應，尤其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運載工具來源看，都不可能沒有國家級實體或明或暗的支持。換言之，長遠而言，沒有後台國家，就沒有堪以威脅人類進步文明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不幸的是，今日世界，除了已經被摧垮了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外，還有薩達姆．候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正在積極充當這樣的禍源要角。

伊拉克的薩達姆．候賽因政權對內實行專制統治，以非人道手段包括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殘酷鎮壓本國人民；對外無視國際關係準則，繼發動兩伊八年戰爭之後，1990年悍然侵佔鄰國科威特，併為自己的一個省，翌年為美國主導的聯合國武裝力量擊敗，被迫接受聯合國制定了嚴格的管制措施，特別是禁止發展生化到熱核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十二年來，候賽因政權藐視和戲弄國際社會，不斷違反武器管制措施，甚至驅逐聯合國武器檢查人員，聯合國為此進行制裁，作出過十七次針對伊拉克問題的決議，都被視同廢紙。尤其怵目驚心的是，候賽因政權公然充當恐怖主義後台，為恐怖組織提供訓練基地，資助、鼓動殘害無辜平民的自殺攻擊，對每名自殺攻擊人員提供賞額二萬五千美元（911事件後提高至四萬美元），挑戰國際反恐鬥爭，隨時可能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給國際恐怖分子。一旦這個政權與國際恐怖主義者聯手揮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肆活動之時，就是人類進步文明萬劫不復之日了。

解決伊拉克政治惡性毒瘤的最好方法，當以和平的政治手段為上，戰爭只是無奈的最後的選擇。聯合國和國際社會已經耐心與候賽因政權周旋了十二年，在國際恐怖主義公然大舉挑戰的今天，豈能無限期拖延下去，讓這個政權有足夠機會從容生產沙林毒氣、VX神經毒氣、炭疽病毒……以至熱核武器，增加恐嚇、威脅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清除這個毒瘤的代價將急劇上升，甚至達到無可奈何的地步，無論美國和整個人類大家庭都承擔不起這樣因循自誤的致命風險。

2002年11月，在美國堅持努力幹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