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墨学发展兴衰的原因

墨学由墨子所开创，经其弟子后学推进发扬，长期居思想界重要位置达百余年，曾形成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堪称一时"显学"。自秦以降，墨学渐渐淡出社会视野。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于这一学派的神秘兴衰，学术界曾有多种推测，有认为墨学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无法自圆其说；有认为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农工阶级尚不成熟；有认为墨学的根子是反对革命，敌不过进化的攻势，终于消亡等。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主要原因不外于以下三点：

一、　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构成墨子思想主体的主要有10个观念，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主要是针对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民生艰苦，奴隶主统治荒淫暴戾的情形而提出的应对方案。简要言之，如尚贤、兼爱是反对任人唯亲（血缘），试图重建社会伦理（包括政治伦理）；尚同、非攻是渴望统一（和平）；节用，节葬、非乐是提倡朴素生活，反对淫糜奢侈；天志，明鬼、非命则从彼岸来观照此岸，提出一系列行为标准，都具有重要的时代进步意义。但到了战国中后期，国（诸侯国）际形势风云激荡，部分诸侯国内废井田，开阡陌，封建制度已初步萌芽，五霸时的多极制衡格局已发展为七雄纵横格局，一超多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诸子活动中心所在国）形势，对诸子学说建设提出了更多要求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诸子学说都面临着巨大的新考验。实践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升华，为各学派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一个学派，只有与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吻合，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成为时代的先行者，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

综观诸子百家，在这个大争鸣，大辩论、大逆转的时代里都不可避免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痕迹，并出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派先锋，如孟子、荀子、庄子、申子、韩非子等，反观墨家，政治主张似乎一直就是这10条，没有发现后来的巨子和墨者进行过更多的充实、演绎和发挥的迹象。实际上，当其时，人才已成为国力竞争的关键，尚贤已成为诸子的共识，不说儒家本有"举贤才"的传统，李斯的《谏逐客书》更是进行了制度层面的阐说。后期墨家活动中心转到秦国，秦国经变法之后，国力强盛，駸駸然有一统之势，尚同、非攻之实现只是时间问题；新型生产关系逐步建立，非乐忽视文化需求，节用禁锢生产力发展，过分强调必然导致走向社会进化反面；而兼爱一说类于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鼓吹的博爱主张，至今日尚不能实现，两千多年前，未免沦于空想。而墨家《大取》篇中却依旧扬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这实际反映出后期墨学逐步走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不能再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很大程度上已脱离实际，缺少了弹性和生命的张力。一种根植于批判旧社会、充满反抗精神的政治学说，在"世逝而时移"之后，不经过任何的再加工，再认识，再发展，不能够再保持其锐气和先进性，却仍然期望用之以指导、阐述和规划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这种刻舟求剑的态度在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无疑都是荒谬的，当然不能承担为执政者出谋划策，治理天下的使命。

二、缺少才识相埒的传承核心

墨家学派组织严密，墨家巨子有巨大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威，这保证了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墨家能够保证内部团结，并进而与各家抗衡。巨子的传承好象是实行指派制度，这当然是保持宗风不坠的好办法，但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便是继任巨子是否有带领学派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获得生存权的能力。在《墨子﹒鲁问》中，弟子魏越问墨子，见到了各处的诸侯，您将先说什么呢？墨子回答："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请注意"必择务而从之焉"　这句话，从中可看出墨子在政治游说中是很注意因时、因情、因地制宜和对症下药的来推行其学说主张的。在止楚攻宋时能九距公输般，并遣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城器械以待楚军，也表明墨子有极为高超的预见能力，并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映，是文武兼资算无遗策的人物。可惜在后继巨子中却找不到一个能与其才识相当的领袖。二任巨子孟胜死义阳城君，"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人"，极大地削弱了墨学的势力，几乎"绝墨者于世"。后任（可能是第四任）巨子腹焞之子杀人，秦惠王本着对巨子的尊重，表示要赦免死罪。腹焞却以必须遵守墨者之法为由"不许惠王，而遂杀之。"这固然反映出墨法的严厉性，但也给人以家（学派）法大于国法的印象，岂能不遭人君所忌。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没有坑墨，估计是经过惠王之后几代国君的打压，墨学已不得不退守边缘，形不成有影响的学术势力了。

孟胜和腹焞的人格当然无可非议，但既身为学派领袖，便应知自己举止呼吸均关乎学派兴亡，岂能罔顾全局，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可能后果不加考虑。虽能成全一己之义，但所失者大，终是欠缺智慧的行为。较之首任巨子墨子那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表现，较之孔子对子贡赎奴而不受谢的叹息，较之庄子的泥龟自全之道，相去何啻千里。

其次便是巨子的职位可以继任，权威却不得不有赖于养成。当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一旦过世，新的巨子是否能根据时势变化，发挥墨学精髓，使学派获得新的发展途径，从而在扬弃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至关重要。如果墨守成规，僵化而不知变通，学派的凝聚力必然迅速消散。田襄子继三任巨子位后，已出现了"不听巨子"的情况；《庄子﹒天下》篇中有"别墨"的提法；《韩非子﹒显学》指出"墨离为三"；《吕氏春秋﹒去宥》中则有秦之墨者中伤东方墨者的记载，种种现象表明，后任巨子已越来越无法承担学派精神核心甚至权力核心的重任。不过，平心而论，在墨家绝对严格的垂直管理体系下，要培养出来的接班人高举旗帜可以，但谈到要在理论上有突破创新的胆略，能开辟新境界，也确乎是勉为其难。

三、缺失勤于实践的行动勇气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墨学是一种注重行动的学派，墨子曾经告诫弟子："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又言："言不信者行不果……不足为友"，十分强调言行一致。墨子本人人格高尚，奔走天下，席不暇暖，过着近似古印度苦行僧般的生活，其学派成员亦轻于生死，清规戒律之严格均为其他学派难以望项背。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处于不发达状态时，仓廪未实，民用不足，百姓必将精神方面的需求置于对物质的追求之下。若将对少数人的修行要求施之于群体，往往会导致水清无鱼式的暴政，最终为百姓所疏远，如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一样。墨学理想高远，但并没有进行过类似于道学推出神仙学说、佛学推出顿悟学说般平民化的改造，又没有儒、法两家似的官方支持，以致日后遭受类似独尊儒术式的重大打击后就始终无法再形成适宜生长的阶级土壤，这使墨学很难在后世的民众层面上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墨学固然吸引了当时的部分社会精英，但由于其日常生活非常清苦严苛，个人为组织牺牲极大，为常人难于接受。墨学在其盛时孟子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而没有说天下之士，不归杨，即归墨。反过来看，就是说墨学虽然声势庞大，子墨子之言大家引用频繁，但真正照着去做的可能没几个。事实上如果墨者真地都能言行合一，恐怕也不在乎几句无君无父的谩骂。

从墨学对历史的影响看，学术界向有儒墨合流说，认为墨学在理论上最后被儒家借鉴、消化；还有认为后期墨家坠入名家的辩驳陷阱，无力兼顾政治诉求；还有认为墨家有一部分弟子偏向研究实务（墨子本来有是木匠出身的传说），逐渐和方士同流，归于虚无飘渺，和民众疏离，丧失了早期墨学积极投身民生疾苦的悯世情怀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此均可视为墨学的右倾。而另一方面，"孔之徒曰儒，墨之徒曰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在流传中不断走样，最后在民间催生出急公好义，好勇斗狠的游侠群体。其下者画虎不成反类犬，余风所及，蔑视权威，砸烂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可视为墨学的左倾。言、行殊途，越走越远。

古事难考，参之于近代史，也可发现，如清季至民国，墨学研究有回暖迹象，众多国学大家如王念孙、曾国藩、孙诒让、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钱穆等均有涉猎，且成就不凡。然观诸人生平，部分人似有墨学的影响在，但谈到真正是将墨家的思想付诸了实践，恐亦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近代墨学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内的一种古董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墨家理论的发挥或发展。

所以，在墨学的学说实践中，底层民众无从接受其言（理论体系），社会精英知其言而不肯践行，都缺失了言行一致的墨学精髓，其败亡也是当然的事。

司马迁著《史记》时，墨学已"莫得其详"，对学派的开创人墨子，也只能遗憾地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附注中以区区24字一笔带过，"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回望墨学当年"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胜景，沧桑翻覆，谁能不感慨万千。一种旨在救世的政治学说，如果不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没有合理机制，不断推选出能够一统内部思想，时时以创新为己任的核心人物；在学术实践时仅限于空谈而忽略鲜活的实际，言行脱节，不勤于实践时，是注定要被埋入时光的纵深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哪怕是真理本身，也会遭受到曲解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