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化中的天命思想

一、从“服天命”到“天命令”

先期的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原始的图腾崇拜和祖先神崇拜占据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论证他们说理的合理性时，都打上了“天命”的烙印，把体现他们意志的说理说成是天命的体现。《易经》是其典型的例子。

人类社会是一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在今天看来是太深奥了，不过，在人类之初，其自然历史过程是最切帖的。因为他们刚刚从自然中走来，还抹不去身上的泥土，他们把他们自身与自然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遵从四季的变化，遵从阳光、雷电、风、雨，遵从山川水泽的安排，他们努力使自身与动物界分离，他们要别男女、区分父母兄姝、着衣服、同姓不通婚，他们要有人伦，他们要敬祖宗，他们要建立礼文化。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天命”的要求。因为只有服从这些“天命”人类才能发展自身。认识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圣人，要求人们服从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领导人——伏羲、神农、黄帝。伏羲、神农很难考，黄帝时代中国已有“天命”思想，不过这个“天命”是指自然规律之“天命”。

远古之时的“天命”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上天决定的命运，它的核心是自然之天。人从自然中走来，他们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也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只是人是有高度思维的存在物，他们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界当作客体，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那高高在上的，包罗一切的，变化无穷的，给人类以阳光、风云、雷电、雨雪的“天”其力量太大了，似乎决定着人类万物的命运。人类自身太弱小了，他们必须顺应那高高在上的自然之天才能存在和发展，顺应那天者发展得最好，其生命存在得最好，他总是遇到好的运气。

人的思维总是双向的，是人要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反过来是天要命令人们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的命令。这两种思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一定条件下对人的结果是一致的，即：你必须服从自然规律才能生存，自然规律命令你服从它你才能生存，“生存”的结果是一致的。后一种思维把天赋予了思维，把天当成了主体，把人自身当成了客体。天被神话了。中国人的“命”这个词，既指“命运”，也指“命令”。

本来是拟人化的天，当人们赋予自然之天生命，把自身当作自然之天的客体时，自然之天就成了“上天”，成了有思维（灵魂）、喜、怒、哀、乐的能主宰人的生存发展的天。人类要服从自然之天，成了天要人民服从它的命令。这就是神权思想的思维萌芽。当自封为“神权者”的人制订规章制度成为法要人们服从时，这个法总是披着神的命令的外衣，这个法就是神权法。

中国人思维中，从原始的“天命”思想到集权社会管理的神权思想有一个过程，这个思维方式从强化到弱化，又到强化。从夏到商是强化，从商到周是弱化。在大一统趋势下，由秦开始被强化。自秦以后从理论上强化的有三次，第一次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第二次是韩愈的道统学说，第三次是宋明理学。第一次的强化是大一统趋势下的结果，第二次的强化标志着中国走进中世纪，第三次强化标致中国进一步走进黑暗，人完全非人化。

二、天命观内涵的扩大——领导权神授思想

人类之初认识和顺应自然之天的强者是觉者和智者，他们自然地成为“领导人物”，他们也告诫人们要适应（服从）自然之天，“服天命”。人们把领导人物的社会权力与“天命”附会——领导“受命于天”。

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中国文化的演变看，中国文化的“天命观”　是很浓烈的，它几乎充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天上升为哲学范畴，随着集权政治的产生，“天命观”的范畴太广泛了，它包含了自然规律之天、社会规律之天、上帝之天。而自然规律之天是中国“天命观”之源；社会规律之天是自然规律之天用于社会管理或社会生活的引伸；上帝之天在中国就是“上天”，是由服从自然之天逆向思维而引伸出的“是天命令我们”被领导人用于论证其领导权神（天）授的神权思想之天。领导权神授的社会管理思想，即：“代天管民”思想。

集权政治制度下，同为人，同为炎黄族子孙的人，为什么你要管我，我要被你管？夏启至清的领导的解释是“神授”。不象我们现在的领导是自封为“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选举就自称为“人民赋予我的权力”。的确比古人进步。

领导权神授思想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秦以后至清又被强化。我们从夏、商、周的“天命观”是可以看出这一点的。

中国人早期信鬼，神是后来的事。因为中国人是苍碧礼天、黄宗礼地的民族，他们很务实，他们遵从自然规律，并要求服从自然规律，他们把自然规律当作天，并要求人们“服天命”。鬼的观念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迷信”观念，而是同“礼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礼文化中核心的问题是“孝”，孝是人类“野人”和“文明人”的分界点。“孝”使老幼有别、长慈有终，是人口繁衍的基石，孝使人口繁衍超越了动物界的本能繁衍。“孝”使人类认祖宗、祭祖宗。“祖宗死了，他们到哪儿去了？”“啊！他们的肉体死了，他们的灵魂还在。他们成了‘鬼’。”中国人由敬祖先而信鬼，迷信鬼是后来的事。“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u：通“?”。古代祭服的蔽膝,用熟皮做成　）冕。”（《论语·泰伯》）（译文：饮食简单而却尽量敬孝鬼神，衣服简朴而祭祀时却尽量穿得华美。）孔子是后来的人，那时已鬼神连用了。鬼是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人死了变的，神是离自己很远的又是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东西。后来的领导为了证明他们权力神授，把他们的祖先神化，他们的祖先是“祖先神”。（中国文化的“教”是从“孝”从“文”，可见“孝”在古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禹是“敬孝乎鬼神”，殷人更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这个神已经主宰了一切，所有社会（国家）事务，丰收减产、战争胜负、城邑兴建、官吏陟黜（zhi　chu）、民心向背等等，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或请示。注意，殷人“上天”之神与他们的祖先神是合而为一的，是一元论的神，他们的祖先由鬼而神。三、宗教与神权：中国文化中讲“天命”思想，而不讲神权思想，神权思想是借助于西方中世纪理论描述中国的天命思想。这种描述只符合天命思想的一些内涵：论证领导权神授的一面。的确，自秦以来，神权思想在“天命”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宗教严格地说主要是外来的。佛教来到中国，一开始就受到打击，直到领导人发现它可以用来统治人民，释放领导权重压下的反抗情绪，论证领导权的神授性时才允许其流传，很快“汉化”，并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中。范缜作《神灭论》光照千古，正说明汉文化自身抵御“神学”的能力。中国的道教是借助老子思想而产生的宗教。它继承的是老子学说的消极面，在民间主要是避世求生。避世即远离领导权，求生是理想化的“成仙”。道教一开始就被官方打击，大概是被认为与领导争夺人民群众，当作邪教。在中国，由于它自身的特性，不可能出现象西方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和教权。上古之时的祭祀主要是礼文化的需要，把它当作宗教化是不对的。它们有联系，但更主要的是区别。中国文化保留了人类脱离动物界最原始的特征——“孝”，其后一直把“孝”作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原则。由孝而敬重祖先，由敬重祖先而怀念祖先，祖先由人而鬼。领导人为论证其权力神授而神化祖先，把他们的祖先当作“神”，民间一般是不会把他们的祖先当着神的。这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祖先神首先是人，而宗教中的神虽然人格化，但首先是神，是脱离人的神，又是管理人的神。中国的祖先神不是管理人，而是福佑人。有的学者在三代找“政教合一”的证据，是不科学的，或许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