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

是马克思所不愿意看到的，在他看来，这种获得“抽象一般”的过程只是走完了辩证法的“第一条道路”，而只有通过“第二条道路”即由抽象再上升为具体才算最终完成辩证法，因此，马克思马上把这个好不容易获得的“劳动一般”落实为“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195]，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也就是说，“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196]，可见，马克思把这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归还给了历史，也就是从过去历史中抽象出一般，再把这个一般还原为只应用于“现代”。从这个劳动的例子中，马克思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197]这里的“历史关系的产物”实际上就是指当下、此刻，也就是马克思所身处的资产阶级社会。
    
     到这里，马克思可以大胆地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98]，从而确立了要首先或优先研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计划，并且，认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可以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他进一步举“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99]，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不理解自己所身处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无法认识其他的社会形态，即“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而“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200]，而 “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201]。只有理解了现代才能更好地认识/规划过去或古代，或者说在辩证法中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策略就是把获得的“抽象一般”还原到“现代/现在”这个“具体”上，所以说，马克思只能而且必须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案的论述中，阿尔都塞得出“使我们能够理解范畴的不是范畴的历史起源，也不是它们在先前形式中的结合，而是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结合体系，这种体系赋予我们这种结合的变化的概念，从而也使我们能够理解过去的形态。同样，只有对现实认识作用机制的说明才能使我们理解先前的作用”[202]，这就反映马克思在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时，虽然把资产阶级社会理解为历史的结果/产物，但是，“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203]。
    
     进而，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被思考为历史结果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这与马克思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是一致的。他认为，“马克思把现实社会(以及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既看作结果有看作社会”，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阐明历史借以把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结果生产出来的机制”，第二个问题是“要理解这种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形式而不是任何一种存在形式” [204]。第一个问题是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化的机制理论，而第二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是生产方式结构理论，即“只能通过‘机体’理论即社会现实结构理论来理解这一社会”。这样，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所追求的完全不是理解作为历史的结果的社会的产生机制，而是理解这种结果即现存的现实社会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强调社会/结构对历史的优越地位，这也为阐述“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反历史主义：逻辑顺序/历史顺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回应了针对其辩证法的批评，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05]，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也就是“所谓的‘逻辑’顺序（即《资本论》中的范畴‘演绎’顺序）和现实‘历史’顺序之间是否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206]。
    
     这个问题与认识对象/现实对象的区分有关，“逻辑顺序”只存在于认识中出现的顺序，而“历史顺序”则是在历史现实中出现的顺序，所以，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分。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一节中，我讨论了马克思要优先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而阿尔都塞推论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用社会结构来解决历史的产物的问题，因此，“把经

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207]。
    
     这种“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的关系背后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时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而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在马克思论述辩证法的运动方式时，就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08]，也就是说，具体是“思维/逻辑”的结果，是“现实/历史”的起点，或者说思维是以现实的结果作为起点的，正如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结果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如何能够说明是历史的产物呢？或者说“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在什么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呢？这显然关系到马克思使用辩证法/叙述方法能否抵达历史的问题，这也就是能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209]。
    
     对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的回答是，“概念在分析中出现的顺序就是马克思科学论证的顺序：这个顺序与某一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对应的关系”[210]，也就是说逻辑顺序/历史顺序是否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二者的区别，这正是阿尔都塞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主义解释的原因。所谓“历史主义”，按照在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一书中引用经典德语史学著作梅奈尔的《历史主义的诞生》和勒尔奇的《历史主义与它的问题》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历史主义（Historismus）是一种人类史学观，根据这一史学观，人类的演变取决于各社会、各时代的基本差异，所以也取决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特有的多元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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