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

[211]，用这种“多元化价值观”进行阐释的结果就是导致“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因而对于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212]，也就是说在这种“贬斥普遍原则而崇尚历史原则”的视野中，“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依赖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的，这一历史背景是承继此前多少有些不同的背景而来的，对于此前的背景来说，它又是以某种根本不能预料的方式出现的。这就是说，人类思想是由不可预料的经验或决断来奠基的。由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情形，所有人类思想就都注定了要随着它所属于的历史情形而衰落，被新的、不可预料的思想所取代”[213]，这样，历史主义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对此，阿尔都塞保持着充分地警惕，他在分析葛兰西、科莱蒂、萨特为了避免“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形而上学，从而导致以恩格斯为宗师的自然哲学的复活”而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历史主义的解释以后，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解释会造成的最后结果是实践上否定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在这一最后的还原中，为了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辩证唯物主义消失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了”[214]。这种“把一个哲学论断看作在一定历史时期是真实的，也就是一定历史行动和一定实践的必然的和不可分离的表现”，在阿尔都塞看来不过是颠倒位置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即“从思辨哲学过渡到‘具体哲学’，从思辨的辩证法过渡到现实的辩证法”[215]，显然这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理论实践”以及后期经常论述“新的哲学实践”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因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不受历史主义的侵害。
    
    
    
     第三节 由“不平衡理论”到“多元决定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关键性的话成为了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为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16]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甚至“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便都集中在这一页书中了”[217]。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并说它们的关系是“基础”制约并决定“上层建筑”，而且“意识形态的形式”与“生产的经济条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情况并不一样，意识形态的变革无法用自然科学精确指明并且会“或快或慢”。进而，马克思又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并举希腊艺术的例子来论证“不平衡”的合理性。马克思的问题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18]，也就是说，说明希腊艺术受到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影响或者说支配并不难，只要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就能轻易地达到，难的是历史主义无法阐释“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马克思试图通过用对于人生的“儿童/成人”的划分运用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成熟时代”，来论证这个“困难”，也就是说正如儿童的天真也能使成人感到愉快，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吗？”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希腊人是正

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219]，但是，这个结论只解决了在希腊这个社会物质生产力“未成熟”的阶段可以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希腊艺术”的问题，还是没有能真正解决希腊艺术在某些方面成为“规范和高不及的范本”的问题，或者说，马克思认为“不平衡”所揭示的仅仅是艺术生产发展不能与物质生产发展相一致的论断，即“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220]，而没有动摇“艺术生产”受制于“物质生产”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
    
     显然，马克思使用儿童/成人这样一种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逐渐成熟/长大的生活经验来比喻人类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进步观，也就是时间/历史是“永不复返”的，但是，这只能得出希腊艺术具有“特殊的”魅力，而无法说明具有超越历史/时间的“永久的魅力”，也就是说，“永久的”是与历史主义根本冲突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使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并没有证明希腊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只是得出一个历史主义的结论，即希腊艺术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使用“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当时的社会条件，这只能说明希腊艺术的特殊性，而无法说明希腊艺术的永久性。即使后来恩格斯进一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更为详尽地论证：“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21]，也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困难”。
    
     可见，在历史主义的视野下无法克服希腊艺术获得“永久魅力”的说法，这就对艺术生产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历史主义的物质生产中根本不可能生产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进而这就动摇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就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部的“结构性自相冲突”[222]。
    
     进一步说，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规律背后是“上层建筑/基础”的结构与历史主义支撑下的物质生产之间的冲突，而阿尔都塞正是针对这种“冲突”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修改为“多元决定论”，把“上层建筑/基础”的二元论调整为“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方面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毛泽东指出，这种支配关系是矛盾的基本关系”[223]，这与“黑格尔的总体是简单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224]不同，因为后者没有主导矛盾，把任何特定的矛盾都看成是同质的、无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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