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
被马克思称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哲学生产区分开来。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是第一个进行这种“新的哲学实践”的人，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实践了他从未写过的哲学”[239]，而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马克思的“新的哲学实践”的成果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他尤为强调以“哲学家”的身份来阅读《资本论》的内在原因。
阿尔都塞认为，列宁是第一个“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的人[240]。在《列宁与哲学》中阿尔都塞通过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解读来回答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之间关系（“只是从列宁开始，费尔巴哈提纲第11条里预言般的语句才终于获得了实质内容和意义”[241]），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列宁通过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使得那种传统的实践本身成了问题”[242]。“这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就是指“把哲学实践的最终本质定义为对于理论领域的干预。这种干预采取了双重的形式：在它对一些确定范畴的提法上是理论的；在这些范畴的功能上是政治的。这种功能包括：在理论领域内，在被宣布为正确的观念和被宣布为错误的观念之间、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这种界限的作用有两种：就其有助于某种实践（科学实践）而言是肯定性的，就其捍卫这种实践以防止某些意识形态概念（这里是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概念）的威胁而言是否定性的”[243]，这种“划清界限”的干预行动就成为“新的哲学实践”的任务，也就是与“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哲学生产不同的哲学实践，这被阿尔都塞看作是一次理论事件的“认识论断裂”。
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把“新的哲学实践”就看作“改造世界”，因为哲学实践所进行的依然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或者说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的斗争，尽管“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实践，并且任何实践——包括科学的实践在内——都要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244]，因此，“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245]，也就是说“哲学是一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是作为阶级斗争在哲学中的影响与回声的那种永恒之战”[246]，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干预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终结”[247]。在这里，阿尔都塞所强调的依然是哲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或者说“哲学在理论中延续着阶级斗争，从而回应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必要性”[248]，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24
可以说，阿尔都塞用这种作为划分科学与意识形态界限的“哲学实践”替换了哲学生产，其背后的叙述逻辑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来替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生产”，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必须懂得如何进行划分、分割和划清界限”[250]，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列宁的阅读或者说理论干预都可以看作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工作或者说实践方式。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在《列宁与哲学》中讨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时，指出：“我还不能指望就此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轮廓。我还不可以这样做，并且这是因为一个完全具有决定作用的原因：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我打算给它写历史的这个未知数到底是什么，而在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我还必须能够知道这个未知数到底有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它有没有权利拥有历史”[251]，这就涉及到哲学有没有历史的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像宗教和伦理一样，哲学不过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因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所以哲学也没有历史，而科学就是不断地割裂意识形态，“通过行动打破掩盖着它的种种意识形态来揭示它：这些意识形态中首屈一指的便是哲学”[252]。但是，“认识论断裂”之后，马克思“从先前只有历史哲学的地方创建了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新的哲学实践”并没有随之诞生，“如果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的东西有朝一日可能诞生的话，那么看来，它必须经过一个总是把哲学的重组和引起这种重组的科学革命分隔开来的长久间隔，然后从这门科学的母体里孕育出来——这门科学对现有的科学来说，当然是它们的一个全新的姐妹，但恰恰又是一个奇怪的姐妹”[253]。
直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才把这种“新的哲学实践”表达出来，“唯物主义哲学尤其关心在科学实践中发生的事情，并且是以它独有的方式来关心的，因为它以自己的唯物主义论点表述着科学家对于他们科学对象的存在和对于他们知识的客观性的‘自发的’信念”[254]，进而“哲学史”被列宁表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在哲学理论里，就体现着该对立中两个敌对倾向彼此抗衡的游戏。因此，哲学史无非是在这种重复颠倒中的无所发生”[255]。
进而，阿尔都塞因为哲学不可能证明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它不像科学那样能证明自己对象的属性，认为哲学没有对象。“由于哲学没有任何对象，在哲学中也就并无事情可以发生。它的无历史，只是重复了它的无对象”[256]，这在很大程度就与阿尔都塞在60年代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中，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发生了转变[257]。
第三节 “理论实践”与“哲学实践”的意义
在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分析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和“哲学实践”的具体所指。“理论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阅读上，其意义是为了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即“认识论断裂”；“哲学实践”则是他对列宁及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阅读，其意义在于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实践哲学”，即划清“科学/意识形态”的界限。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理论实践”和“哲学实践”的任务是重合的。
在论述“理论实践”的必要性时，阿尔都塞指出“很久以来，我们的理论问题的解答已经以实践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存在着”[258]，这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哲学实践”中，他也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问题。而阿尔都塞的任务正是通过“理论实践”来弥补这些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距离”，通过“新的哲学实践”来跟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步伐。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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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认为，列宁是第一个“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的人[240]。在《列宁与哲学》中阿尔都塞通过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解读来回答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之间关系（“只是从列宁开始，费尔巴哈提纲第11条里预言般的语句才终于获得了实质内容和意义”[241]），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列宁通过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使得那种传统的实践本身成了问题”[242]。“这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就是指“把哲学实践的最终本质定义为对于理论领域的干预。这种干预采取了双重的形式：在它对一些确定范畴的提法上是理论的；在这些范畴的功能上是政治的。这种功能包括：在理论领域内，在被宣布为正确的观念和被宣布为错误的观念之间、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这种界限的作用有两种：就其有助于某种实践（科学实践）而言是肯定性的，就其捍卫这种实践以防止某些意识形态概念（这里是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概念）的威胁而言是否定性的”[243]，这种“划清界限”的干预行动就成为“新的哲学实践”的任务，也就是与“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哲学生产不同的哲学实践，这被阿尔都塞看作是一次理论事件的“认识论断裂”。
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把“新的哲学实践”就看作“改造世界”，因为哲学实践所进行的依然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或者说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的斗争，尽管“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实践，并且任何实践——包括科学的实践在内——都要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244]，因此，“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245]，也就是说“哲学是一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是作为阶级斗争在哲学中的影响与回声的那种永恒之战”[246]，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干预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终结”[247]。在这里，阿尔都塞所强调的依然是哲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或者说“哲学在理论中延续着阶级斗争，从而回应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必要性”[248]，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24
9]。
可以说，阿尔都塞用这种作为划分科学与意识形态界限的“哲学实践”替换了哲学生产，其背后的叙述逻辑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来替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生产”，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必须懂得如何进行划分、分割和划清界限”[250]，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列宁的阅读或者说理论干预都可以看作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工作或者说实践方式。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在《列宁与哲学》中讨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时，指出：“我还不能指望就此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轮廓。我还不可以这样做，并且这是因为一个完全具有决定作用的原因：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我打算给它写历史的这个未知数到底是什么，而在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我还必须能够知道这个未知数到底有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它有没有权利拥有历史”[251]，这就涉及到哲学有没有历史的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像宗教和伦理一样，哲学不过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因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所以哲学也没有历史，而科学就是不断地割裂意识形态，“通过行动打破掩盖着它的种种意识形态来揭示它：这些意识形态中首屈一指的便是哲学”[252]。但是，“认识论断裂”之后，马克思“从先前只有历史哲学的地方创建了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新的哲学实践”并没有随之诞生，“如果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的东西有朝一日可能诞生的话，那么看来，它必须经过一个总是把哲学的重组和引起这种重组的科学革命分隔开来的长久间隔，然后从这门科学的母体里孕育出来——这门科学对现有的科学来说，当然是它们的一个全新的姐妹，但恰恰又是一个奇怪的姐妹”[253]。
直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才把这种“新的哲学实践”表达出来，“唯物主义哲学尤其关心在科学实践中发生的事情，并且是以它独有的方式来关心的，因为它以自己的唯物主义论点表述着科学家对于他们科学对象的存在和对于他们知识的客观性的‘自发的’信念”[254]，进而“哲学史”被列宁表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在哲学理论里，就体现着该对立中两个敌对倾向彼此抗衡的游戏。因此，哲学史无非是在这种重复颠倒中的无所发生”[255]。
进而，阿尔都塞因为哲学不可能证明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它不像科学那样能证明自己对象的属性，认为哲学没有对象。“由于哲学没有任何对象，在哲学中也就并无事情可以发生。它的无历史，只是重复了它的无对象”[256]，这在很大程度就与阿尔都塞在60年代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中，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发生了转变[257]。
第三节 “理论实践”与“哲学实践”的意义
在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分析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和“哲学实践”的具体所指。“理论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阅读上，其意义是为了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即“认识论断裂”；“哲学实践”则是他对列宁及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阅读，其意义在于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实践哲学”，即划清“科学/意识形态”的界限。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理论实践”和“哲学实践”的任务是重合的。
在论述“理论实践”的必要性时，阿尔都塞指出“很久以来，我们的理论问题的解答已经以实践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存在着”[258]，这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哲学实践”中，他也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问题。而阿尔都塞的任务正是通过“理论实践”来弥补这些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距离”，通过“新的哲学实践”来跟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步伐。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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