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
有after-（之后）和anti-（反对）两种意思（参见《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而与此相关的另一套描述当下世界秩序的话语是全球化/跨国资本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参见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的论述。
[5] “遗产”和“债务”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8月）一书中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也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6] 《手稿》德文版1932年问世，在40-60年代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引发了“《手稿》热”，阿尔都塞称之为“三十年来《手稿》一直处在马克思的保卫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论战的前沿阵地上”。《手稿》中文版于1956年出版，但在1957年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对《手稿》的直接引用。在8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几篇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文章，如《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人道主义辩护》等，都直接提到《手稿》，并将其作为主要理论资源。同样在1983年，西方学者论述《手稿》的两个选本：《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得以出版。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使然。在1979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马恩列编译局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增补了第40卷到50卷，其中第42卷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早期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唯心主义时期的作品，不同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在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没有将《手稿》列入，而在1979年的增补卷中一反以前的否定态度，开始肯定1844年青年马克思时期的著作，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思考，对自己的新的哲学、经济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作综合的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页。
[7] 在台湾学者姜新立著的《后文革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反思》一文中，把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展开的主要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讨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认为“如果不是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本位态，则无法发挥人原有的自由意识和压潜力，则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否发展得这么快速，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上爆发得这么快，吾人持保留态度”，进而，他指出“此次理论反思是由中国官方主导，而非知识界自发自主行动”，对于这一点，似乎有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知识界的积极作用，借用葛兰西对于霸权的论述，一种新的话语霸权的建立，是不断协商的结果，在这种协商中，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在清算文革的历史遗产中，确立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地官方行为，也获得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由衷认同。该文选自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
[8] 这六个提纲分别是：《人类起源提纲》（1964年稿，原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关于主体性的哲学提纲》（1980年稿，原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二》（1983年稿，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三》（1985年稿，原载《走向未来》1987年第3期）；《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四》（1989年2月于北京皂君庙）；《哲学探寻录》（1991年春写定，1994年春改毕）。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其中《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经过摘要处理，改编为《主体性哲学概说》（1984年改）。
[9] 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年）一书中第一章追溯了康德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过程，并对“回到康德”的现代思潮作了评价，提到“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则公开反对黑格尔，认为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比黑格尔大，如科连蒂、阿尔都塞以及佛雷雪等人”，选自《李泽厚十年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10] 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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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遗产”和“债务”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8月）一书中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也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6] 《手稿》德文版1932年问世，在40-60年代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引发了“《手稿》热”，阿尔都塞称之为“三十年来《手稿》一直处在马克思的保卫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论战的前沿阵地上”。《手稿》中文版于1956年出版，但在1957年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对《手稿》的直接引用。在8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几篇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文章，如《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人道主义辩护》等，都直接提到《手稿》，并将其作为主要理论资源。同样在1983年，西方学者论述《手稿》的两个选本：《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得以出版。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使然。在1979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马恩列编译局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增补了第40卷到50卷，其中第42卷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早期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唯心主义时期的作品，不同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在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没有将《手稿》列入，而在1979年的增补卷中一反以前的否定态度，开始肯定1844年青年马克思时期的著作，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思考，对自己的新的哲学、经济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作综合的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页。
[7] 在台湾学者姜新立著的《后文革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反思》一文中，把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展开的主要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讨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认为“如果不是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本位态，则无法发挥人原有的自由意识和压潜力，则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否发展得这么快速，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上爆发得这么快，吾人持保留态度”，进而，他指出“此次理论反思是由中国官方主导，而非知识界自发自主行动”，对于这一点，似乎有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知识界的积极作用，借用葛兰西对于霸权的论述，一种新的话语霸权的建立，是不断协商的结果，在这种协商中，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在清算文革的历史遗产中，确立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地官方行为，也获得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由衷认同。该文选自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
[8] 这六个提纲分别是：《人类起源提纲》（1964年稿，原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关于主体性的哲学提纲》（1980年稿，原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二》（1983年稿，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三》（1985年稿，原载《走向未来》1987年第3期）；《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四》（1989年2月于北京皂君庙）；《哲学探寻录》（1991年春写定，1994年春改毕）。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其中《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经过摘要处理，改编为《主体性哲学概说》（1984年改）。
[9] 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年）一书中第一章追溯了康德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过程，并对“回到康德”的现代思潮作了评价，提到“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则公开反对黑格尔，认为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比黑格尔大，如科连蒂、阿尔都塞以及佛雷雪等人”，选自《李泽厚十年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10] 李泽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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