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下）

第四章 历史与结构
    
    
     阿尔都塞被命名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最主要的批评，就是指责他用“结构”替代了“历史”，尤其是其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结构”可以转化为结构主义的概念“历时/共时”的关系[175]。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事物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一种是从事件发生的先后角度来看问题，另一种则是从结构出发，二种方法之间有某种张力。我认为这种抗衡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无法摆脱，这也许是历时与共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76]。具体地说，历时就是将生产方式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历史的序列，这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共时则是把每一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的共时系统来考察，即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划分。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一书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177]，对阿尔都塞把《资本论》解读为“无历史的结构”提出了批评，但是，阿尔都塞并非要在历史/结构的二元结构中做出选择，而是在他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体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中具有优先性。
    
    
    
     第一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追溯了自己的研究心路，“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78]，进而，马克思把这种研究的体会上升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元结构，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出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9]，这样，马克思就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了研究计划的首位。
    
     在讨论“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80]，也就是说“一般”在历史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181]，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82]，而那些推动时代发展的“差别”或“特殊”才是研究的重点，“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183]，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184]，这就为后来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85]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历史分期的唯一参照点就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马克思只可能研究某个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产力，而不会把研究重点放在探究普遍的、抽象的物质生产力上，也就是说马克思更重视历史阶段之间的物质生产力的演变，而不关心抽离历史的一般的物质生产力，但是他认为研究资本阶级社会具有优先权。
    
     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即分两步走“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86]。第一条道路是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而第二条道路是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改造为唯物主义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187]。当然，前面已经论述过，这在阿尔都塞看来，由第一条道路到第二条道路发生了“认识论断裂”。
    
     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如黑格尔那样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或者说，马克思承认“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这种思维的、理解的产物“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的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88]，这样，“直观和表象”就成为这种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不滑向唯心主义而保证唯物主义本色的关键。
    
     进而，马克思分析了作为简单的范畴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的，“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189]，即在不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到了发展就下降为从属地位了。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190]的问题，这与他论述“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91]具有同样的逻辑，即

比较简单的范畴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192]，也就是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只是这在“片面发展的民族”中才有可能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193]。
    
     接着，马克思举“劳动”这个范畴来说明经历了货币主义、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的过程才由“具体”获得劳动的“抽象一般性”，但是马克思立即指出这种“抽象一般”的危险性，即“这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194]，或者说，“抽象一般”很容易就变成了“不论是在哪种社会形式下”的超历史的东西，而这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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