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中学者与官员思路的分歧
乡村发展中学者与官员思路的分歧
刘岳，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
学者有“经时济世”的愿望，政府也有吸纳研究成果推动发展的要求，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埋怨、指责甚至轻视由来已久。学者笔下的政府官员制定政策头脑发热、违背规律，施政行为野蛮粗暴、不懂科学；政府官员眼中的学者立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理论阐述大而无当，政策建议空洞无物。这种互相指责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社会政策制定过程流水线上游工序的美好愿望总是落空。对此，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对矛盾来加以分析。
1.政治性与“去政治化”
理论研究无论是否有明确说明，总有相应的价值预设和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终极追求”与地方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去政治化”形成鲜明的对照甚至尖锐的矛盾。中央政府在其政策表述中当然还有一定的政治性的内容，而对地方各级各种政策文件包括正式文件、领导讲话、会议材料的详细研读之后可以发现，在以“发展” （或者“科学发展”）为唯一政治上正确的表述之下，除了会在文字材料最后一段“加强领导”部分有程序化的提及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判断其意识形态追求的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正式文本中多数时候已经被简化成为“新农村”建设。政府系统安排工作的政策文件如此，党委系统所发布的文件政策也大抵如此。或者说，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更接近于中央政府的角度，当以此来考量和评价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时，双方都会感到有些尴尬。在笔者的调查中，当问及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学习不学习中央一号文件时，他的回答是“我们只学县委书记讲话”。当前的党政干部，哪怕是乡镇一级的干部，几乎都是正规大学教育出身，如果说他们对于理论完全无知，并不符合事实，更多的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当中强烈的价值色彩会让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2.社会性与经济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具有丰富内心情感和多种复杂追求的社会个体的命运，注重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关注社会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特性。这种特性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思路与工作方式方法几乎无法对接。当前，对于以合村并居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建设，学者与政府官员观点在很多方面形成尖锐对立。例如，学者指出，传统村落依靠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在于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由于成本太高几乎无法做到，在大规模合并村庄形成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型社区之后，陌生化了的农民无法通过合作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就只能单纯依靠政府行政资源提供这些服务。而这些服务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行政化的方式无法直接、敏感、有效地反映社区居民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只要行政力量未能达到的地方，就将是一片空白，各种黑恶势力也许会在这些地带迅速滋长起来。而地方政府则始终倾向于以标准化的方式，以最为直截了当的“行政万能论”来分析和处理问题，这一点从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始终将宗族因素视为危险和破坏性力量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另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长期村落聚居方式有很密切的联系，由于合村并居的不可逆性，在没有对这种联系和影响做出比较清晰明确的评估之前，不应该有大的动作，否则很有可能彻底斩断传统文化的根源，摧毁文化的根基。(理工论文 fanwen.oyaya.net)地方政府对于学者这种“影响评估”的要求基本持漠视的态度。地方政府并不认为自身在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任务，当前的任务只在于“发展”，无论是“又快又好”、还是“又好又快”、或者是“平稳较快”发展，都是在“赶超战略”的路径依赖中，在“压力型体制”、“锦标赛体制”的路径闭锁中追求规模与速度，甚至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也不再是着眼于文化本身。合村并居最重要和直接的动力在于，将土地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用足用活”，以便获得和使用更多的土地指标，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是“恶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没有这样一个政策，在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之下，地方政府仍会以别的“创造性”举动和“改革”措施来完成这一过程。
3.长期性与阶段性
学者视野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无论是历史性追溯还是前瞻性的考察都是如此，所以在研究中相应地要求地方政府在行政时要统筹考虑、着眼长远，要有总体规划，政策应当具有连续性。但是干部们的行为方式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抨击。我们可以从“现场会”和“观摩考核”这两种地方政府重要的管理和激励技术来加以考察。“现场会”在地方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顾名思义，要有现场可看，要有非常直观具体的外显性表现可供观察、评点和参考学习，所以工作的努力方向就只能在于改善硬件条件，做好表面功夫。比如，农村社会治安现场会只能展示车辆、监控设备、办公用房、人员编制、财政经费等装备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态文明现场会只能展示垃圾清运设备、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而运行机理是无法展示出来的，所谓“幸福感”等更是无法直接被观察到的，所以也就无法被列入现场会范围之内。“观摩考核”成为近些年来极其重要的“加快发展”的促进工作的技术手段，通常一年进行两次，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内容各一，还有专项的观摩点评活动。总的要求是，在规定时间内，通常是半年里要有新的变化、要出新的形象、要看新的项目，由上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队，下一层级各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挨个参观、点评、打分，作为判定工作成绩优劣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于在某些专项观摩之前，规定居于前若干名的地方主要领导就地提拔，后若干名就地免职，这种手段对于地方官员的压力和刺激之大、之强烈是学者们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以短期目标作为重要甚至主要考核标准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干部会就长时段来考虑问题、配备资源。同时，干部任职变动剧烈，前后任之间在施政理念、工作重点等方面延续性极差，导致干部也认为订立长期目标本身就是一件毫无意义、所以也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事情。
4.科学化与行政化
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科学性和严谨性，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资料的使用等，都要在长期学术训练的基础上遵循严格的规范标准，这样产生的成果才是合格的学术产品。如果学者看到“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 《乡村发展中学者与官员思路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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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
学者有“经时济世”的愿望，政府也有吸纳研究成果推动发展的要求，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埋怨、指责甚至轻视由来已久。学者笔下的政府官员制定政策头脑发热、违背规律，施政行为野蛮粗暴、不懂科学；政府官员眼中的学者立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理论阐述大而无当，政策建议空洞无物。这种互相指责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社会政策制定过程流水线上游工序的美好愿望总是落空。对此，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对矛盾来加以分析。
1.政治性与“去政治化”
理论研究无论是否有明确说明，总有相应的价值预设和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终极追求”与地方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去政治化”形成鲜明的对照甚至尖锐的矛盾。中央政府在其政策表述中当然还有一定的政治性的内容，而对地方各级各种政策文件包括正式文件、领导讲话、会议材料的详细研读之后可以发现，在以“发展” （或者“科学发展”）为唯一政治上正确的表述之下，除了会在文字材料最后一段“加强领导”部分有程序化的提及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判断其意识形态追求的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正式文本中多数时候已经被简化成为“新农村”建设。政府系统安排工作的政策文件如此，党委系统所发布的文件政策也大抵如此。或者说，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更接近于中央政府的角度，当以此来考量和评价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时，双方都会感到有些尴尬。在笔者的调查中，当问及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学习不学习中央一号文件时，他的回答是“我们只学县委书记讲话”。当前的党政干部，哪怕是乡镇一级的干部，几乎都是正规大学教育出身，如果说他们对于理论完全无知，并不符合事实，更多的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当中强烈的价值色彩会让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2.社会性与经济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具有丰富内心情感和多种复杂追求的社会个体的命运，注重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关注社会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特性。这种特性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思路与工作方式方法几乎无法对接。当前，对于以合村并居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建设，学者与政府官员观点在很多方面形成尖锐对立。例如，学者指出，传统村落依靠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在于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由于成本太高几乎无法做到，在大规模合并村庄形成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型社区之后，陌生化了的农民无法通过合作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就只能单纯依靠政府行政资源提供这些服务。而这些服务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行政化的方式无法直接、敏感、有效地反映社区居民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只要行政力量未能达到的地方，就将是一片空白，各种黑恶势力也许会在这些地带迅速滋长起来。而地方政府则始终倾向于以标准化的方式，以最为直截了当的“行政万能论”来分析和处理问题，这一点从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始终将宗族因素视为危险和破坏性力量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另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长期村落聚居方式有很密切的联系，由于合村并居的不可逆性，在没有对这种联系和影响做出比较清晰明确的评估之前，不应该有大的动作，否则很有可能彻底斩断传统文化的根源，摧毁文化的根基。(理工论文 fanwen.oyaya.net)地方政府对于学者这种“影响评估”的要求基本持漠视的态度。地方政府并不认为自身在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任务，当前的任务只在于“发展”，无论是“又快又好”、还是“又好又快”、或者是“平稳较快”发展，都是在“赶超战略”的路径依赖中，在“压力型体制”、“锦标赛体制”的路径闭锁中追求规模与速度，甚至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也不再是着眼于文化本身。合村并居最重要和直接的动力在于，将土地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用足用活”，以便获得和使用更多的土地指标，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是“恶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没有这样一个政策，在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之下，地方政府仍会以别的“创造性”举动和“改革”措施来完成这一过程。
3.长期性与阶段性
学者视野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无论是历史性追溯还是前瞻性的考察都是如此，所以在研究中相应地要求地方政府在行政时要统筹考虑、着眼长远，要有总体规划，政策应当具有连续性。但是干部们的行为方式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抨击。我们可以从“现场会”和“观摩考核”这两种地方政府重要的管理和激励技术来加以考察。“现场会”在地方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顾名思义，要有现场可看，要有非常直观具体的外显性表现可供观察、评点和参考学习，所以工作的努力方向就只能在于改善硬件条件，做好表面功夫。比如，农村社会治安现场会只能展示车辆、监控设备、办公用房、人员编制、财政经费等装备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态文明现场会只能展示垃圾清运设备、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而运行机理是无法展示出来的，所谓“幸福感”等更是无法直接被观察到的，所以也就无法被列入现场会范围之内。“观摩考核”成为近些年来极其重要的“加快发展”的促进工作的技术手段，通常一年进行两次，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内容各一，还有专项的观摩点评活动。总的要求是，在规定时间内，通常是半年里要有新的变化、要出新的形象、要看新的项目，由上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队，下一层级各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挨个参观、点评、打分，作为判定工作成绩优劣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于在某些专项观摩之前，规定居于前若干名的地方主要领导就地提拔，后若干名就地免职，这种手段对于地方官员的压力和刺激之大、之强烈是学者们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以短期目标作为重要甚至主要考核标准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干部会就长时段来考虑问题、配备资源。同时，干部任职变动剧烈，前后任之间在施政理念、工作重点等方面延续性极差，导致干部也认为订立长期目标本身就是一件毫无意义、所以也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事情。
4.科学化与行政化
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科学性和严谨性，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资料的使用等，都要在长期学术训练的基础上遵循严格的规范标准，这样产生的成果才是合格的学术产品。如果学者看到“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 《乡村发展中学者与官员思路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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