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
重新评价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批评了把毛时代的历史简单地“清算”为封建主义/传统的遗毒或历史的倒退的叙述（尤其是那种通过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来反身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策略）[18]，而借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来把毛时代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遗产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另类现代化尝试或选择，进而在知识上打开了反思历史的空间[19]。
最近，韩毓海在对张旭东的访谈中提出“从卡尔·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说法[20]，对80年代“回到康德”的知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访谈更多地围绕着“普遍性、可比性与作为政治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1]来展开，但张旭东指出：“‘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绝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带着新的时代的问题去重新梳理和分析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场域。这个问题场域，简单地说，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一道出现的种种观念和理论表述体系。”[22]这种“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态度或者说方式，与其说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不如说重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精神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23]。
而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也对“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进行了关注。在金元浦写作的《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一文中，对美国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诸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布隆纳、斯蒂文.贝斯特、马克·波斯特、本.阿格、理查德.沃林等面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思考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24]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面对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而借助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
这种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虽然极大地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是却大致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中的变化。本文并非要直接处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而是把这种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回到马克思”[25]、“阅读马克思”或“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历史背景，通过讨论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来反身关照诸如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命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阿尔都塞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把科学的马克思从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笼罩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叙述中拯救出来，与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情景在能指上具有相似之处，尽管其所指还需要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给出，但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出色阅读“复活”[26]了以马、恩、列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一些被认为是教条化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的阅读中又获得了理论上的活力，并且其理论对拉美革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对我们重新理解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视角，而且对身处在“告别革命”[27]或者说“后革命的氛围”[28]中的当下历史提供一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实践遗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或许有点“宏大叙事”的现实意义吧。
第一章 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
在进入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阿尔都塞在历史中的位置即在历史叙述中的在场方式，或者说阿尔都塞以什么样的形象、身份在什么样的历史中被叙述出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学术史背景，更重要地是展现阿尔都塞进行理论对话的场域，或者说为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提供一个“上下文”。
&nbs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一
阿尔都塞一般被叙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一员，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都塞在历史中出场的重要标识，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叙述，而不是其理论对话的内在需求，这正好就是英国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29]，但他依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30]，这种“共同学术传统”使得安德森得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我的问题不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进行考察[31]，而更关注于阿尔都塞是如何被铭写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学术传统”之中的。
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传统”，其发展过程被概括为世代的更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始人，直接继承人主要有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四人，他们的工作“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32]；第二代继承人是列宁、卢森堡、希法亭、托洛茨基、鲍威尔、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领导人，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他们的重要特征，其理论主要关注于垄断和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接下来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主要成员（按年龄大小排列）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菲弗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这一代人在安德森看来“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33]，或者说“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34]，这正好“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35]即由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问题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路径[36]。而安德森也正是把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作为了贯穿全书的主题[37]，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还是相脱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确认身份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因此，马克思划清了自己与“哲学家们”的界线，并进一步把这种界线明晰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从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来说，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其“理论实践”的概念显然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的回应。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5845.html
最近，韩毓海在对张旭东的访谈中提出“从卡尔·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说法[20]，对80年代“回到康德”的知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访谈更多地围绕着“普遍性、可比性与作为政治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1]来展开，但张旭东指出：“‘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绝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带着新的时代的问题去重新梳理和分析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场域。这个问题场域，简单地说，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一道出现的种种观念和理论表述体系。”[22]这种“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态度或者说方式，与其说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不如说重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精神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23]。
而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也对“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进行了关注。在金元浦写作的《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一文中，对美国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诸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布隆纳、斯蒂文.贝斯特、马克·波斯特、本.阿格、理查德.沃林等面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思考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24]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面对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而借助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
这种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虽然极大地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是却大致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中的变化。本文并非要直接处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而是把这种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回到马克思”[25]、“阅读马克思”或“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历史背景，通过讨论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来反身关照诸如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命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阿尔都塞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把科学的马克思从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笼罩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叙述中拯救出来，与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情景在能指上具有相似之处，尽管其所指还需要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给出，但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出色阅读“复活”[26]了以马、恩、列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一些被认为是教条化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的阅读中又获得了理论上的活力，并且其理论对拉美革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对我们重新理解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视角，而且对身处在“告别革命”[27]或者说“后革命的氛围”[28]中的当下历史提供一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实践遗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或许有点“宏大叙事”的现实意义吧。
第一章 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
在进入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阿尔都塞在历史中的位置即在历史叙述中的在场方式，或者说阿尔都塞以什么样的形象、身份在什么样的历史中被叙述出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学术史背景，更重要地是展现阿尔都塞进行理论对话的场域，或者说为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提供一个“上下文”。
&nbs
p;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一
阿尔都塞一般被叙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一员，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都塞在历史中出场的重要标识，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叙述，而不是其理论对话的内在需求，这正好就是英国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29]，但他依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30]，这种“共同学术传统”使得安德森得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我的问题不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进行考察[31]，而更关注于阿尔都塞是如何被铭写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学术传统”之中的。
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传统”，其发展过程被概括为世代的更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始人，直接继承人主要有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四人，他们的工作“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32]；第二代继承人是列宁、卢森堡、希法亭、托洛茨基、鲍威尔、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领导人，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他们的重要特征，其理论主要关注于垄断和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接下来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主要成员（按年龄大小排列）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菲弗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这一代人在安德森看来“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33]，或者说“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34]，这正好“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35]即由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问题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路径[36]。而安德森也正是把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作为了贯穿全书的主题[37]，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还是相脱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确认身份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因此，马克思划清了自己与“哲学家们”的界线，并进一步把这种界线明晰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从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来说，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其“理论实践”的概念显然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的回应。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