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
可以看出，安德森通过这种代际叙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建立了一种连续性的或者说历史的表达，而支撑这种叙述的理论基础，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念，或者说这些以“一代人”的方式叙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的产物，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39]，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也就成为构造“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基础。进而，也就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统一性的特征，并且这种统一性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一代的结构性对比中建构完成的，或者说，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针对不同的历史境遇提出相应的“问题序列”，其理论成果就成为对时代/历史的一种文本的再现、表征或表述。
这里的“问题序列”并非指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也和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说的认识论上的“总问题”[40]以及福柯在《词与物》中作为知识演变的“知识型”[41]不同。在安德森看来，每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要面对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所以他们的理论表述可以看成是统一的“问题序列”。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序列大致包括：1、卢卡奇开创了回到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也非常重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2、突出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意义，这导致了“青年马克思”的诞生，并奠定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叙述；3、关注于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也就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包括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工作等。
除了这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出的统一性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这个空间性的概念在安德森看来是有其所指的，即相对于前两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在地域上多来自于东欧或中东欧来说，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员则主要来自于西欧，也就是说，“西方”不过是相对于欧洲内部的西方。从这个角度看，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代际式的叙述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42]，中国、拉美地区、北美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先在地排除在外[43]。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来自于内部的认同，不如说更是建立在地域性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阿尔都塞之所以被放置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中，也是因为他处在安德森所叙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下，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内部，阿尔都塞的位置是以其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标识的。
第二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经常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方式来勾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图[44]，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存或工作方式有
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准确的翻译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45]所指出的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 [46]，因此，他们“重视于认识论胜过实体……所有这些人所著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认识论问题上，尽管这些作品是辩证的重新阐述，但都使用了令人生畏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47]。这种封闭在学院内部的哲学沉思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基本处境，尽管1968年革命呈现出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契机，但是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生产的状况，只是关注点不仅仅集中在认识论上，阶级、国家的问题也浮现出来。
由于缺乏某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彼此之间的理论对话并不是那么直接，而与阿尔都塞构成直接论战的主要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不仅批评了自卢卡奇以来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的做法，而且把存在主义以及种种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批评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不是“科学”的理论。简单地说，这些集中在60年代的论战，被认为是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自从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使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介绍阿尔都塞，这个称号就成为标识阿尔都塞的最重要的身份。尽管阿尔都塞在70年代写就的《自我批评材料》中否认自己是个“结构主义者”，但是，结构主义成为批评或“埋葬”[48]阿尔都塞的重要理由。而多斯在《结构主义史》中指出，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结构主义在法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49]，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严峻地挑战。
在安德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的书中，专门讨论了“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50]的问题，并把这种“转变”作为对“结构与主体”这一“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51]的回应。在法国，萨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确立了“个体生命的总体意义”（《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在其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作品《野性的思维》（1962年）一书中“连撵带轰结束了萨特的历史主义”[52]，随后，阿尔都塞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调情”[53]肯定了结构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挑战，安德森对此非常不满[54]（“1965年，终于有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但它并不是对结构主义主张的否定，而是对之表示赞同”[55]），认为“阿尔都塞主义本质构成上也都决定性地依赖于既先于它而存在、又比它存在更长久的结构主义”[56]，这不仅对阿尔都塞1968年后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重读在自己的理论中放入阶级、群众的观点考虑不足，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语境即其在“结构与主体”的视域内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的问题。
与“结构与主体”相关的问题是“历史与结构”。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一书中，提出了“无结构的历史还是无历史的结构”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施密特非常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以不同于黑格尔但又受惠于黑格尔的方式，把历史过程的主观－客观的双重特性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57]，指出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运用多“起因”于黑格尔，这与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非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颠倒”而是根本性的“断裂”的观点不同。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58]，对马克思来说，虽然“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59]，但并不意味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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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序列”并非指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也和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说的认识论上的“总问题”[40]以及福柯在《词与物》中作为知识演变的“知识型”[41]不同。在安德森看来，每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要面对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所以他们的理论表述可以看成是统一的“问题序列”。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序列大致包括：1、卢卡奇开创了回到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也非常重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2、突出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意义，这导致了“青年马克思”的诞生，并奠定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叙述；3、关注于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也就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包括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工作等。
除了这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出的统一性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这个空间性的概念在安德森看来是有其所指的，即相对于前两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在地域上多来自于东欧或中东欧来说，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员则主要来自于西欧，也就是说，“西方”不过是相对于欧洲内部的西方。从这个角度看，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代际式的叙述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42]，中国、拉美地区、北美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先在地排除在外[43]。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来自于内部的认同，不如说更是建立在地域性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阿尔都塞之所以被放置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中，也是因为他处在安德森所叙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下，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内部，阿尔都塞的位置是以其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标识的。
第二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经常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方式来勾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图[44]，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存或工作方式有
着密切的关系。
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准确的翻译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45]所指出的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 [46]，因此，他们“重视于认识论胜过实体……所有这些人所著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认识论问题上，尽管这些作品是辩证的重新阐述，但都使用了令人生畏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47]。这种封闭在学院内部的哲学沉思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基本处境，尽管1968年革命呈现出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契机，但是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生产的状况，只是关注点不仅仅集中在认识论上，阶级、国家的问题也浮现出来。
由于缺乏某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彼此之间的理论对话并不是那么直接，而与阿尔都塞构成直接论战的主要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不仅批评了自卢卡奇以来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的做法，而且把存在主义以及种种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批评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不是“科学”的理论。简单地说，这些集中在60年代的论战，被认为是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自从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使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介绍阿尔都塞，这个称号就成为标识阿尔都塞的最重要的身份。尽管阿尔都塞在70年代写就的《自我批评材料》中否认自己是个“结构主义者”，但是，结构主义成为批评或“埋葬”[48]阿尔都塞的重要理由。而多斯在《结构主义史》中指出，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结构主义在法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49]，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严峻地挑战。
在安德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的书中，专门讨论了“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50]的问题，并把这种“转变”作为对“结构与主体”这一“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51]的回应。在法国，萨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确立了“个体生命的总体意义”（《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在其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作品《野性的思维》（1962年）一书中“连撵带轰结束了萨特的历史主义”[52]，随后，阿尔都塞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调情”[53]肯定了结构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挑战，安德森对此非常不满[54]（“1965年，终于有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但它并不是对结构主义主张的否定，而是对之表示赞同”[55]），认为“阿尔都塞主义本质构成上也都决定性地依赖于既先于它而存在、又比它存在更长久的结构主义”[56]，这不仅对阿尔都塞1968年后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重读在自己的理论中放入阶级、群众的观点考虑不足，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语境即其在“结构与主体”的视域内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的问题。
与“结构与主体”相关的问题是“历史与结构”。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一书中，提出了“无结构的历史还是无历史的结构”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施密特非常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以不同于黑格尔但又受惠于黑格尔的方式，把历史过程的主观－客观的双重特性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57]，指出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运用多“起因”于黑格尔，这与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非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颠倒”而是根本性的“断裂”的观点不同。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58]，对马克思来说，虽然“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59]，但并不意味 《(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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