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

是唯一能够有效地工作的外国人”，因而他的报道对美国公众具有一种独特的影响。另一名美国记者弗洛伊德·吉本斯（1887—1939）故意乘坐可能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拉科尼亚”号轮，因此发出独家新闻而名声大噪；他后来被德国机枪打瞎一只眼睛，左眼上那块著名的眼罩成了他的商标。
一战最著名的英国记者是菲利普·吉布斯（1877—1962），他和拉塞尔一样，由于战地记者生涯而被册封为爵士。在俄国，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83—1945）是报道俄德战线的名记者；彼得·奥楚普（1883—1963）以反映十月革命以其领导人的摄影作品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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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班牙—中国：为二战彩排
西班牙内战中涌现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明星记者。代表法国画报Vu的罗伯特·卡帕（1913—1954）以一幅照片《共和军士兵之死》而名满天下；已在文学界奠定地位的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2）和伊里亚·爱伦堡（1891—1967）分别代表北美报业联盟和苏联《消息报》，在同行中独树一帜；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898—1942）除了《真理报》记者的身份而外，还担任苏联高级顾问之职，是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中国抗战爆发后，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心。《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1907—）最早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中国战地记者首次拥有媒介人物的影响力，其佼佼者有范长江（1909—1970）、孟秋江（1910—1967）和陆诒（1911—1998）等人。王小亭的一幅照片吸引了1亿多美国人的目光，有力地影响了美国舆论。
6、二战：“大兵记者”最受爱戴
欧战爆发后，美英苏三国战地记者最具国际声誉。美国《生活》画报极大地提升了战地摄影的地位，卡帕、玛格丽特·伯克—怀特（1904—1971）、卡尔·迈登斯（1907—）、埃利奥特·埃利索方（1911—1973）、尤金·史密斯（1918—1978）等人组成了全球最强大的战地摄影群体。美联社的约瑟夫·罗森塔尔（1911—）拍下了二战中最著名的照片“国旗插上硫黄岛”。海明威和斯坦贝克（1902—1962）从文章顶峰走向战场，为战地记者大军增辉。哈尔·博伊尔（1911—1974）的专栏《战地记者笔记摘录》由近400家报纸和杂志刊登。而在美国公众和士兵中知名度最高、最受爱戴的是其貌不扬的厄尼·派尔（1900—1945），他发回国内的报道由310种报纸同时转载，这些报纸总发行量达1250万份，派尔被誉为“大兵记者”和“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他的牺牲引起了美国人民仅次于对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悲痛。

在具有文学传统的苏联。公众心目中最影响力的战地记者是自战争爆发起走向战场的知名作家——爱伦堡、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叶夫根尼·彼得罗夫（1903—192，有“苏联的厄尼·派尔”之誉）、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8—1979）。罗曼·卡门（1906—1978）则以电影胶片逐日记录艰苦的卫国战争，成为全球独领风骚的战地新闻影片摄影大师。在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有随同名将蒙哥马利的常胜军采访的艾伦·穆尔黑德（1910—1983）等。为英国《图片邮报》工作的波兰人费利克斯·托波尔斯基（1907—1989）作为二战中在苏联采访报道的唯一的外国战地画家而引人注目。
7、朝鲜—越南—波斯湾—巴尔干
在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中，战地记者队伍扩展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主宰战时国际舆论的战地记者仍然来自新闻传播大国。朝鲜战争中，戴维·道格拉斯·邓肯（1916—）用相机为《生活》画报续写战地新篇。《纽约先驱论坛报》双杰霍默·比加特（1907—1991）和玛格丽特·希金斯（1922—1966）争奇斗妍。新华社的华山（1920—1985）和人民日报的李庆等人（1922—1996）无疑是中国记者中的明星。
越南战争是报道最为出色的少数战争之一。由于没有正式宣战，美国人无法建立新闻检查制度，战地记者得以自由出入战区，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血腥后果公诸世人。新西兰人彼得·阿内特（1934—）为美联社获取一枚普利策奖；加拿大出生的莫利·塞弗（1931—）以电视片《火烧锦尼村》鸣响了约翰逊政府的丧钟。美国战地记者的揭露性报道促成了国内舆论向反战方向转变。越战中摄影记者亦大显身手，为《生活》工作的英国人拉里·伯罗斯（1926—1971）两次荣获罗伯特·卡帕金奖后殉职；美联社的埃迪·亚当斯（1933—）和霍斯特·法斯（1933—）惊世之作迭出；英国的唐·麦卡林（1935—）和约翰·唐宁（1940—）崭露头角，在其后的局部战争中名扬全球。
1991年短暂的海湾战争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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