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
了世界各国多如飞蝗般的战地记者，总数超过5000人，仅涌进沙特阿拉伯的就有1300多人，其中包括年逾六旬的意大利老妪奥琳亚娜·法拉奇（1930—）等名家，然而记者群星中的头号媒介人物当属只身留在伊拉克首都、使美国CNN风头出尽的老行家阿内特，全球观众从他提供的图像中领略了战地报道艺术在电视时代的魅力。
在波黑内战（1992—1995）中，到过巴尔干半岛的外国记者在1000人以上，其中既有CNN的阿内特，也涌现出CNN的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1956—）等人。
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起初留在南联盟境内的外国记者不到百人。大部分记者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录象带了解北约连续78天的轰炸。而在北约派出地面部队的时候，有2700名记者随军前往科索沃。面对严格的新闻控制，记者们通过卫星通信向公众提供了大量实时报道。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4页)
但是仍有不少批评家指出，西方国家军方在经受了所谓的“越南综合症”（“Vietnam Syndrome”），在控制和操纵新闻界方面绞尽脑汁，在海湾战争之前已经设计出的整套操纵方法，一旦战争爆发，立即制造出一种“受控的信息环境”。在自海湾战争以来的90年代各局部战争中，新闻控制更加严格。除了各交战国官方和军方以定期进行新闻发布会和对新闻报道的检查来直接控制传播流之外，还实行了记者身体采访（pool）制度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因此真正能够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为数寥寥。而西方新闻界似乎仍然陶醉在越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之中，对这一变化竟然没有应对之策。
我们从中国记者最90年代国外局部战争中的作为可以看出这种控制潜网的严密。自海湾战争起，中国在建国以来首次派遣遵从国际惯例、获得合法身份的战地记者，新华社的唐师曾等人战后还成了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们充其量只是走访了战场的周边地区，或是跟随胜利之师走过昨日之战场，难得有机会接近真正的战场。
二、战地记者的角色定位
1、战场第二主人公
自从战地记者这一职业出现以来，生动描述人类厮杀场面的战地新闻逐渐取代了枯燥干瘪的一般战争消息。西班牙记者哈维尔·雷维特将战地记者视为“各种战争冲突中的第二主人公”。中国新闻界前辈于右任对这一得天独厚的地位十分羡慕，他在1945年所作（我还想做新闻记者）的演说中称：“把眼前的情形说：第一可以欣羡的是随军记者。”他以诺曼底登陆为例说：“数千架飞机，上千条舰船，真是世界的壮观，我们心目中壮观是意会的，但是当时许多随军记者是亲历目击的。”英国学者约翰·凯里认为，这种目击报道有两大优点：一是“给人以真实性”，二是“具有如实感，因为它们是急就的、主观的、不完备的，不同于‘客观的’或重构的历史记载，后者虽然刻意求工但却缺乏行动性”。
作为战争这种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人，战地记者中的大多数人以其诚笃和勇气向世人提示战争的残酷本质和血腥细节，无论是毒气战、空袭战、闪电战、丛林战、原子战这些现代作战样式，还是决定性战役的决定性瞬间，都有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在离炮火足够近的地方以生命为代价摄录着目力所及的每一细节。正因为如此，战地记者的伤亡率通常高于战场第一主人公士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占该报记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越南战争中有63名记者殉职，萨尔瓦多内战（1980—1990）中有40名记者丧生。在索马里内战（1992—1993）中，至少有4名西方记者丧生，新华社的刘江在身中冷枪后死里逃生。在波黑内战的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的新高。在1999年的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但是，随军进入科索沃伊始，就有两名西方记者丧生；而在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有十余名记者殉职，而且中国记者首次上了死亡名单，以致于引起国人的激昂。
2、从战斗员到非战斗员
在19世纪，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很难区别，他们有的身穿戎装，有的甚至冲锋陷阵。美国内战中的许多记者担任军职，布雷德利·奥斯本以“穿海军蓝”著称。英军1898年远征苏丹时，中尉军官丘吉尔兼任记者；《每日电讯报》的贝内特·伯利曾击毙一名阿拉伯人。美西战争中，克里尔曼在美军冲锋时打头阵，并夺得一面敌旗。而在今天，这一切均被国际社会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早在1863年，美国陆军部就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这样，记者被视为战斗员。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因为他们“随军行动但不属于它个人”；如果某些记者为自卫而携带武器，其非战斗员性质并不改变。战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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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黑内战（1992—1995）中，到过巴尔干半岛的外国记者在1000人以上，其中既有CNN的阿内特，也涌现出CNN的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1956—）等人。
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起初留在南联盟境内的外国记者不到百人。大部分记者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录象带了解北约连续78天的轰炸。而在北约派出地面部队的时候，有2700名记者随军前往科索沃。面对严格的新闻控制，记者们通过卫星通信向公众提供了大量实时报道。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4页)
但是仍有不少批评家指出，西方国家军方在经受了所谓的“越南综合症”（“Vietnam Syndrome”），在控制和操纵新闻界方面绞尽脑汁，在海湾战争之前已经设计出的整套操纵方法，一旦战争爆发，立即制造出一种“受控的信息环境”。在自海湾战争以来的90年代各局部战争中，新闻控制更加严格。除了各交战国官方和军方以定期进行新闻发布会和对新闻报道的检查来直接控制传播流之外，还实行了记者身体采访（pool）制度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因此真正能够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为数寥寥。而西方新闻界似乎仍然陶醉在越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之中，对这一变化竟然没有应对之策。
我们从中国记者最90年代国外局部战争中的作为可以看出这种控制潜网的严密。自海湾战争起，中国在建国以来首次派遣遵从国际惯例、获得合法身份的战地记者，新华社的唐师曾等人战后还成了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们充其量只是走访了战场的周边地区，或是跟随胜利之师走过昨日之战场，难得有机会接近真正的战场。
二、战地记者的角色定位
1、战场第二主人公
自从战地记者这一职业出现以来，生动描述人类厮杀场面的战地新闻逐渐取代了枯燥干瘪的一般战争消息。西班牙记者哈维尔·雷维特将战地记者视为“各种战争冲突中的第二主人公”。中国新闻界前辈于右任对这一得天独厚的地位十分羡慕，他在1945年所作（我还想做新闻记者）的演说中称：“把眼前的情形说：第一可以欣羡的是随军记者。”他以诺曼底登陆为例说：“数千架飞机，上千条舰船，真是世界的壮观，我们心目中壮观是意会的，但是当时许多随军记者是亲历目击的。”英国学者约翰·凯里认为，这种目击报道有两大优点：一是“给人以真实性”，二是“具有如实感，因为它们是急就的、主观的、不完备的，不同于‘客观的’或重构的历史记载，后者虽然刻意求工但却缺乏行动性”。
作为战争这种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人，战地记者中的大多数人以其诚笃和勇气向世人提示战争的残酷本质和血腥细节，无论是毒气战、空袭战、闪电战、丛林战、原子战这些现代作战样式，还是决定性战役的决定性瞬间，都有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在离炮火足够近的地方以生命为代价摄录着目力所及的每一细节。正因为如此，战地记者的伤亡率通常高于战场第一主人公士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占该报记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越南战争中有63名记者殉职，萨尔瓦多内战（1980—1990）中有40名记者丧生。在索马里内战（1992—1993）中，至少有4名西方记者丧生，新华社的刘江在身中冷枪后死里逃生。在波黑内战的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的新高。在1999年的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但是，随军进入科索沃伊始，就有两名西方记者丧生；而在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有十余名记者殉职，而且中国记者首次上了死亡名单，以致于引起国人的激昂。
2、从战斗员到非战斗员
在19世纪，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很难区别，他们有的身穿戎装，有的甚至冲锋陷阵。美国内战中的许多记者担任军职，布雷德利·奥斯本以“穿海军蓝”著称。英军1898年远征苏丹时，中尉军官丘吉尔兼任记者；《每日电讯报》的贝内特·伯利曾击毙一名阿拉伯人。美西战争中，克里尔曼在美军冲锋时打头阵，并夺得一面敌旗。而在今天，这一切均被国际社会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早在1863年，美国陆军部就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这样，记者被视为战斗员。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因为他们“随军行动但不属于它个人”；如果某些记者为自卫而携带武器，其非战斗员性质并不改变。战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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