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
地记者经过交战国委派具有上述非战斗员地位，他们的制服与军装不同，左臂戴上印有“C”的袖章，与足球场上的队长相似。
在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的保护，然而法西斯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往往藐视海牙公约的上述原则。在这些国家，记者往往与军人合一，并且拒不承认敌国记者的相应待遇。在二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日军丛林战中，日军经常故意向身材高大、佩戴袖章的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射击；约翰·里德在一战中从德军阵地朝法军方向开枪，受到同行谴责。过去中国新闻界对这一点不理解，说明这里也有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已成历史陈迹。
3、联系公众的纽带
战地记者的这一角色是自拉塞尔报道克里米亚战争时正式开始登台的。当时，“英国人在本国内所经受的激动和紧张是难以形容的”。幽默杂志《笨拙》有一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英国公众对拉塞尔战地来信的反应：一名绅士读报后怒目圆睁，挥舞手杖，全无体面可言；淑女们或眉头紧锁，或捶胸顿足。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5页)
二战中，战地记者的纽带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典型人物是厄尼·派尔。斯坦贝克认为，他的一些杰出同行影响力高于指挥千军的将领，“许多职业战地记者目睹的战争和战争的种类，比军队里任何人都多”。“这些记者是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况且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名扬全国，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在全美已经联合起来。……厄尼·派尔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而言，大大超过多数将军。”
在二战中，各反法西斯国家战地记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在苏联记者中，西蒙诺夫作品的人情味最为浓郁，因而格外为普通士兵和百姓喜爱。从二战起，美国记者的战地报道遵循这样一个惯例：每当涉及事迹突出的军人，无论立功、受伤、阵亡和被俘，都要写出此人全名，家居城镇，有时还报道此人父母、妻子和姓名。这不能在大大增加公众对战局的前线亲人的关切。美国公众认为，厄尼·派尔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敬爱的社会”。
4、战争英雄塑造者
自19世纪中叶起，战地记者制造出许许多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战争英雄和神话，不仅丰富了新闻学、文学和史学，而且将若干战争英雄推向治国安邦的更大舞台。
每一名叱咤风云的战地指挥官通常都是战地记者的宠儿。美国—墨西哥战争中，乔治·肯德尔的报道使美国人认识了原本默默无闻的扎卡赖亚斯·泰勒将军，帮助泰勒两年后登上总统宝座。美西战争中，西奥多·罗斯福只是准军事部队第一义勇骑兵团的一名中校，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以神来之笔将这名粗俗的冒险家塑造成美国人宠爱的神采飞扬的牛仔英雄形象，为他铺平了问鼎白宫之路。内战中的北军将领尤利塞斯·格兰特和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也是以类似方式入主白宫的。
在英国，拉塞尔以揭短闻名，因而开创了战地记者与战地指挥官不睦的传统。但是统帅们仍然依靠记者提升其知名度，从19世纪的基钦纳到20世纪的蒙哥马利莫不如此。丘吉尔则以华丽的语言将自己刻画成殖民英雄，为日后政坛发迹积累了资本。
在前苏联，将帅与战地记者的共生现象也十分普遍。朱可夫元帅在远东战场的成名得益于西蒙诺夫等到记者；伊万·科涅夫元帅由于鲍里斯·波列伏依等记者的随军报道而成威名远播。
5、神话制造者和官方宣传家
已融入近代和现代文化的各种神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地记者制造的。战地报道引起争议最多的是暴行报道，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战地记者关于暴行故事的描写活龙活现，绘声绘色，却多半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从一战到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前南斯拉夫内战，暴行报道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暴行报道是一名《泰晤士报》记者对一战德国死尸工厂的杜撰，它经过英军情报部门的“艺术”加工而蒙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舆论。
洛厄尔·托马斯（1894—1984）是一战中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派到欧洲战区的记者。他在中东同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英国人T·E·劳伦斯相识，制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著名神话，使一个平庸之辈戴上了民族英雄的花环，托马斯本人也名利双收，成为作家中的百万富翁。
受狭隘民族主义和个人功名欲的双重驱使，战地记者的立场往往不是中立的，在客观性的背后，渗透着他们的个人感情色彩。即便是以报道准确公正知名的记者，也往往接受本国政府的旨意和暗示，有意无意地充当官方的传声筒。对此，菲利普·吉布斯和弗雷德里克·帕尔默等人在一战后作了深刻反思。帕尔默承认：“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我被指派充当公开的谎言家的角色，以便维持我方军队和人民的斗志。”
6、当代的“饭店战士”
进入90年代，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一极是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在第一种战争中“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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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的保护，然而法西斯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往往藐视海牙公约的上述原则。在这些国家，记者往往与军人合一，并且拒不承认敌国记者的相应待遇。在二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日军丛林战中，日军经常故意向身材高大、佩戴袖章的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射击；约翰·里德在一战中从德军阵地朝法军方向开枪，受到同行谴责。过去中国新闻界对这一点不理解，说明这里也有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已成历史陈迹。
3、联系公众的纽带
战地记者的这一角色是自拉塞尔报道克里米亚战争时正式开始登台的。当时，“英国人在本国内所经受的激动和紧张是难以形容的”。幽默杂志《笨拙》有一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英国公众对拉塞尔战地来信的反应：一名绅士读报后怒目圆睁，挥舞手杖，全无体面可言；淑女们或眉头紧锁，或捶胸顿足。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5页)
二战中，战地记者的纽带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典型人物是厄尼·派尔。斯坦贝克认为，他的一些杰出同行影响力高于指挥千军的将领，“许多职业战地记者目睹的战争和战争的种类，比军队里任何人都多”。“这些记者是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况且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名扬全国，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在全美已经联合起来。……厄尼·派尔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而言，大大超过多数将军。”
在二战中，各反法西斯国家战地记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在苏联记者中，西蒙诺夫作品的人情味最为浓郁，因而格外为普通士兵和百姓喜爱。从二战起，美国记者的战地报道遵循这样一个惯例：每当涉及事迹突出的军人，无论立功、受伤、阵亡和被俘，都要写出此人全名，家居城镇，有时还报道此人父母、妻子和姓名。这不能在大大增加公众对战局的前线亲人的关切。美国公众认为，厄尼·派尔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敬爱的社会”。
4、战争英雄塑造者
自19世纪中叶起，战地记者制造出许许多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战争英雄和神话，不仅丰富了新闻学、文学和史学，而且将若干战争英雄推向治国安邦的更大舞台。
每一名叱咤风云的战地指挥官通常都是战地记者的宠儿。美国—墨西哥战争中，乔治·肯德尔的报道使美国人认识了原本默默无闻的扎卡赖亚斯·泰勒将军，帮助泰勒两年后登上总统宝座。美西战争中，西奥多·罗斯福只是准军事部队第一义勇骑兵团的一名中校，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以神来之笔将这名粗俗的冒险家塑造成美国人宠爱的神采飞扬的牛仔英雄形象，为他铺平了问鼎白宫之路。内战中的北军将领尤利塞斯·格兰特和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也是以类似方式入主白宫的。
在英国，拉塞尔以揭短闻名，因而开创了战地记者与战地指挥官不睦的传统。但是统帅们仍然依靠记者提升其知名度，从19世纪的基钦纳到20世纪的蒙哥马利莫不如此。丘吉尔则以华丽的语言将自己刻画成殖民英雄，为日后政坛发迹积累了资本。
在前苏联，将帅与战地记者的共生现象也十分普遍。朱可夫元帅在远东战场的成名得益于西蒙诺夫等到记者；伊万·科涅夫元帅由于鲍里斯·波列伏依等记者的随军报道而成威名远播。
5、神话制造者和官方宣传家
已融入近代和现代文化的各种神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地记者制造的。战地报道引起争议最多的是暴行报道，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战地记者关于暴行故事的描写活龙活现，绘声绘色，却多半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从一战到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前南斯拉夫内战，暴行报道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暴行报道是一名《泰晤士报》记者对一战德国死尸工厂的杜撰，它经过英军情报部门的“艺术”加工而蒙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舆论。
洛厄尔·托马斯（1894—1984）是一战中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派到欧洲战区的记者。他在中东同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英国人T·E·劳伦斯相识，制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著名神话，使一个平庸之辈戴上了民族英雄的花环，托马斯本人也名利双收，成为作家中的百万富翁。
受狭隘民族主义和个人功名欲的双重驱使，战地记者的立场往往不是中立的，在客观性的背后，渗透着他们的个人感情色彩。即便是以报道准确公正知名的记者，也往往接受本国政府的旨意和暗示，有意无意地充当官方的传声筒。对此，菲利普·吉布斯和弗雷德里克·帕尔默等人在一战后作了深刻反思。帕尔默承认：“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我被指派充当公开的谎言家的角色，以便维持我方军队和人民的斗志。”
6、当代的“饭店战士”
进入90年代，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一极是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在第一种战争中“ 《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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