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口童小溪
内容摘要 转基因主粮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生产问题，而是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是有关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个自觉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公众的全面、有序的参与和知情。
关键词 转基因主粮风险社会论争 听证制度作
者 童小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北京：100094）
近日，有关转基因主粮的争论不绝于耳。既然是影响到未来我国十几亿人每天餐桌上的主食这样的大事，那么，民众有一些关注和质疑本应是正常的。然而由于缺少专家的参与和必要的听证程序，有关争论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上：不知情条件下的推测、臆断，种族沦的范畴假定（食用转基因主粮后，可能导致男性精子减少，导致种族繁衍能力丧失，乃至“亡国灭种”），阴谋论的动机归因（转基因粮食是犹太人主导的控制世界的阴谋），等等。基于种族论和阴谋论的观点不仅不足以防范转基因主粮的风险，更误读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冲突过程，它提倡的是在国际领域和民族层面上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哲学，这无关乎对资本全球化的反省和批判，也无助于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反思。因此，本文希望从另一个视角，亦即“风险社会”的视角，对转基因粮食披术的社会后果进行讨论，从而对转基因粮食技术提出一个基于社会学的而非种族论或阴谋论的质疑。
转基因粮食技术与风险生产的逻辑
转基因粮食技术给世界带来的是温饱的福音，还是环境与健康的隐患，这是其争议的焦点。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大米，即所谓“金米”，就被定位为“人道主义工具”，即世界贫困地区的救济粮，以缓解贫困人口的饥荒和营养不良。 …2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伦理和价值就是财富生产和追求高效，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一半是反讽，一半是赞美，总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1960年代以来的绿色革命，人们沿用了马克思的修辞中赞美的那一半，即“短短的30年中，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一倍，拯救了100万生命”。经济论文 [31被一些人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转基因粮食技术，仍然是以“财富生产、克服匮乏”为出发点。
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存在着对效率和财富生产的崇拜，也自始至终存在着对效率逻辑和财富生产逻辑的质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丹娜·希瓦对绿色革命的批判，在《绿色革命的暴力》一书中，她记述了印度的绿包革命在使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将农民和农村社区推向市场竞争和冲突对抗，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财富生产逻辑的批判，也来自西方工业社会内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有关“风险社会”的论述。在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福特主义衰落和科学实证主义遭受质疑的背景下，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的工业、科学和技术的质疑和反思。在贝克看来，工业化的进程把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释放出来，使得各种风险不断扩散，既包括化学的、核子的、生物的，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生态的：现代社会危机四伏，如同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破坏力就来自于财富生产的本身：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a如果说经典的工业社会是受“财富生产的逻辑”所支配，那么，具有“发达的现代性”的当代社会，则被“风险生产的逻辑”所统治。贝克描述了现代工业社会从“财富生产的逻辑”转向“风险生产的逻辑”的普遍趋势，并且用最形象的方式概括了这种转变前后的强烈对比，那就是：在经典工业社会中，民众的呼声是： “我饿！”而在风险社会中，民众的呼声则是： “我怕！”
按照风睑生产的逻辑，转基因粮食作物的风险，不在于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性已经被科学证明，而恰恰在于至今无法被科学所验证。正如同贝克所论证的那样，不确定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风险社会的主宰力量，常常具有“一票否决”的分量。许多西方国家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实施了禁止、限制、标识制度、检验与追踪系统、污染防范等等手段，尽管转基因食品被人类食用10多年以来，未曾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步入风险社会的中国
“突发公共事件”是近年来进入中国人话语的关键词之一。非典、禽流感、三聚氰胺、手足口病、接种疫苗事件，每一波突发事件都给公众带来恐惧，也给政府带来考验。近来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由于某种“公害”所导致，其蔓延的速度较快，传播和污染的途径是匿名的、难以追踪的，危害程度和危害范围难以判断，使社会公众避之不及，甚至谈虎色变。
虽然在我国仍有人口尚未摆脱物质匮乏，然而就社会整体而言，已经步人了风险社会的行列：随着各种“公共外部性”的扩散，随着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 “风险生产的逻辑”正在迅速取代“财富生产的逻辑”。在风险因素渗透日常生活、安全警报迭起的情况下，人们不再是只关心有形财富的增长和索取，而是被迫开始警惕食物、饮水、空气、消费品的有害因素，积极地规避和预防潜在的、无形的风险。
从遵从“财富生产的逻辑”到遵从“风险生产的逻辑”，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重大的话语转型。停留在18世纪牛顿体系的机械科学观，已经无法阐释自然和社会、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类似地，正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面对着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也渐渐感到隔膜和失语，除非我们能够对“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做出创新性的、反思性的再界定。风险社会的社会成员，也不足以被传统的“所有制”、 “产权／股权所有人”或“阶级”所界定，而是以生产者、消费者、居民和风险承受者的多重身份成为利益相关人。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并不是由于科学的衰落，而恰恰是因为科学的普及和成功，因为正是科学决策本身产生了风险。而仅仅靠科学或科学家本身，是无法预测、无法阐释或无法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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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童小溪
内容摘要 转基因主粮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生产问题，而是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是有关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个自觉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公众的全面、有序的参与和知情。
关键词 转基因主粮风险社会论争 听证制度作
者 童小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北京：100094）
近日，有关转基因主粮的争论不绝于耳。既然是影响到未来我国十几亿人每天餐桌上的主食这样的大事，那么，民众有一些关注和质疑本应是正常的。然而由于缺少专家的参与和必要的听证程序，有关争论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上：不知情条件下的推测、臆断，种族沦的范畴假定（食用转基因主粮后，可能导致男性精子减少，导致种族繁衍能力丧失，乃至“亡国灭种”），阴谋论的动机归因（转基因粮食是犹太人主导的控制世界的阴谋），等等。基于种族论和阴谋论的观点不仅不足以防范转基因主粮的风险，更误读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冲突过程，它提倡的是在国际领域和民族层面上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哲学，这无关乎对资本全球化的反省和批判，也无助于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反思。因此，本文希望从另一个视角，亦即“风险社会”的视角，对转基因粮食披术的社会后果进行讨论，从而对转基因粮食技术提出一个基于社会学的而非种族论或阴谋论的质疑。
转基因粮食技术与风险生产的逻辑
转基因粮食技术给世界带来的是温饱的福音，还是环境与健康的隐患，这是其争议的焦点。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大米，即所谓“金米”，就被定位为“人道主义工具”，即世界贫困地区的救济粮，以缓解贫困人口的饥荒和营养不良。 …2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伦理和价值就是财富生产和追求高效，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一半是反讽，一半是赞美，总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1960年代以来的绿色革命，人们沿用了马克思的修辞中赞美的那一半，即“短短的30年中，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一倍，拯救了100万生命”。经济论文 [31被一些人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转基因粮食技术，仍然是以“财富生产、克服匮乏”为出发点。
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存在着对效率和财富生产的崇拜，也自始至终存在着对效率逻辑和财富生产逻辑的质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丹娜·希瓦对绿色革命的批判，在《绿色革命的暴力》一书中，她记述了印度的绿包革命在使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将农民和农村社区推向市场竞争和冲突对抗，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财富生产逻辑的批判，也来自西方工业社会内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有关“风险社会”的论述。在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福特主义衰落和科学实证主义遭受质疑的背景下，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的工业、科学和技术的质疑和反思。在贝克看来，工业化的进程把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释放出来，使得各种风险不断扩散，既包括化学的、核子的、生物的，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生态的：现代社会危机四伏，如同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破坏力就来自于财富生产的本身：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a如果说经典的工业社会是受“财富生产的逻辑”所支配，那么，具有“发达的现代性”的当代社会，则被“风险生产的逻辑”所统治。贝克描述了现代工业社会从“财富生产的逻辑”转向“风险生产的逻辑”的普遍趋势，并且用最形象的方式概括了这种转变前后的强烈对比，那就是：在经典工业社会中，民众的呼声是： “我饿！”而在风险社会中，民众的呼声则是： “我怕！”
按照风睑生产的逻辑，转基因粮食作物的风险，不在于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性已经被科学证明，而恰恰在于至今无法被科学所验证。正如同贝克所论证的那样，不确定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风险社会的主宰力量，常常具有“一票否决”的分量。许多西方国家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实施了禁止、限制、标识制度、检验与追踪系统、污染防范等等手段，尽管转基因食品被人类食用10多年以来，未曾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步入风险社会的中国
“突发公共事件”是近年来进入中国人话语的关键词之一。非典、禽流感、三聚氰胺、手足口病、接种疫苗事件，每一波突发事件都给公众带来恐惧，也给政府带来考验。近来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由于某种“公害”所导致，其蔓延的速度较快，传播和污染的途径是匿名的、难以追踪的，危害程度和危害范围难以判断，使社会公众避之不及，甚至谈虎色变。
虽然在我国仍有人口尚未摆脱物质匮乏，然而就社会整体而言，已经步人了风险社会的行列：随着各种“公共外部性”的扩散，随着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 “风险生产的逻辑”正在迅速取代“财富生产的逻辑”。在风险因素渗透日常生活、安全警报迭起的情况下，人们不再是只关心有形财富的增长和索取，而是被迫开始警惕食物、饮水、空气、消费品的有害因素，积极地规避和预防潜在的、无形的风险。
从遵从“财富生产的逻辑”到遵从“风险生产的逻辑”，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重大的话语转型。停留在18世纪牛顿体系的机械科学观，已经无法阐释自然和社会、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类似地，正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面对着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也渐渐感到隔膜和失语，除非我们能够对“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做出创新性的、反思性的再界定。风险社会的社会成员，也不足以被传统的“所有制”、 “产权／股权所有人”或“阶级”所界定，而是以生产者、消费者、居民和风险承受者的多重身份成为利益相关人。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并不是由于科学的衰落，而恰恰是因为科学的普及和成功，因为正是科学决策本身产生了风险。而仅仅靠科学或科学家本身，是无法预测、无法阐释或无法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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