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于小说的短论。阿英在文中首先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阿英认为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地位的肯定是正确的，特别指出梁氏所说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又谓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均是为肯定小说通俗化的文学地位提供理论根据。阿英认为，这些均系梁氏的“卓见”。阿英又认为还有一篇文章对梁氏颇有影响，那就是严复和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这是我国自有小说以来“以新观点论小说”的第一篇长文。梁启超自己就说过：“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阿英还评述了狄平子（葆贤）、侠人、定一、周桂笙等人的小说理论。
　　阿英还论述了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对其创作的影响。吴趼人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很受读者的欢迎。同时他还是一位擅长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吴趼人不仅创作历史小说，还有这方面的理论。阿英特别看中吴趼人对历史小说所发表的意见。阿英指出吴趼人有关历史小说的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小说比历史典籍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小说可补正史的不足。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典册（指正史）很难于使人注意，因端绪复杂，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内容，普遍深入于群众，只有用演义的体裁。盖只有小说家言，兴味浓厚，可以引人入胜，可以补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导。”历史小说由于采用演义体，可增加历史本身的兴趣，引人入胜，以补正史的不足。第二，吴趼人反对写历史小说蹈虚附会，歪曲历史。他说，旧历史小说往往有此缺陷。
　　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
　　阿英又批评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东西晋演义》“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1]。
　　（二）关于弹词的研究。
　　首先，阿英肯定了弹词的文学地位。他说：“弹词一类的书，难入知识分子的眼。实则，弹词影响的广大，其所具艺术性，是并不亚于所谓‘大文学’。……其细腻雅韵，实臻‘大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境地，而传播的广远，尤非‘大文学’所能望其项背。”[2]阿英所说的“大文学”，即略同于今天所说的雅文学。俗文学和雅文学本是文学的两翼，并无高低之分。阿英又说：“在高人雅士看来，弹词虽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实则弹词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独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复肯定弹词的文学价值，认为俗文学并不低于雅文学，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重视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如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关德栋）十分重视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弹词、大鼓书、梨花大鼓、民歌、时调、拍板歌等，均有专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称赞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并评说其影响，对于转变学界轻视俗文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推动俗文学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对于近代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弹词的评论。
　　对于近代男性写的弹词，阿英尤重视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过去的弹词，著名的如《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等自有其文学价值，有些作品如周颖芳的《精忠传》写岳飞精忠报国事，作品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但如就多数的弹词而论，其创作题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大团圆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变为题材，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全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以及官兵以剿义和团为名屠杀人民的罪行，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部弹词虽有其思想局限，但从题材和创作模式上，无疑是对此前弹词创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发展，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时代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

《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研究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他写有《翻译史话》，《史话》从目前所写的几节看，原拟从近代早期中国翻译俄罗斯文学写起（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虚无党小说—契诃夫），有计划地将近现代翻译的主要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史话》只写了四节，写到中译莎士比亚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书，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也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英又陆续写了一些介绍中国翻译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计有《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等。对以上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很有助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饿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自然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  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他写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著作中译本编目》、《赫尔岑在中国》、《中译本安特列夫主要著作目录》、《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此外，阿英还撰有《安特列夫评传》，编有《托尔斯泰印象记》（译文集，1932）、《高尔基印象记》（译文集，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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