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成长——台湾民主转型的一点启示

　　二、社会与国家均衡发展——台湾教训的启示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出现社会的力量获得巨大发展，甚至超越政府的力量的现象。通过台湾的例子我们发现，如果处理不好政府向社会让渡权力的问题，社会可能陷于动荡，取得的经济成果也可能丧失。我们应该吸取台湾转型的教训，培育和支持社会的发展，适时适度向社会放权。
　　
　　1.要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资源保证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均衡发展。这种自信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强大的感召力。首先，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其次，制度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转型的风险。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一系列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可以通过挖掘自身制度的优势来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完善这一制度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有效措施。再次，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渐进和摸索中逐渐取得的，稳定的环境是取得成绩的重要基础。以上几点保证了我们的转型和改革可以避免陷入台湾那样的困局。
　　
　　2.国家主动支持、培育、引导社会的发展。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言：“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为社会的发展和成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应该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责任。另外，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促使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大多数人生活状态的改变。它必然带来生活需求、思维方式的改变。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参与的增加。尤其是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议题，民众的利益表达要求非常强烈。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各种群体性事件。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同时也为赢得民心，推动改革创造了压力和动力。要解决社会发展同以往的体制的矛盾，根本的是支持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群体中的影响力，这一群体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从村民转变为居民的农民工。在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中，农民工的代表人数偏少。农民工群体中的党员人数更是少之又少，这造成了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在这个群体中扎下根来。其次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社会力量发展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规模不大，人数不多的中小型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在制度创新、利益表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要坚决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发展，避免台湾曾出现的“黑金政治”。这就需要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关心一些社会组织的发展，关心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的生活需求，可以吸收其中的优秀人员加入党的组织。
　　
　　3.探索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舆论引导方式。舆论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将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人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机制。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的活跃性。舆论的形成和传播的速度之快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活跃性。交流方式的创新，信息来源的扩大促成了这种变化。舆论在某些时刻成为最大的权威。谁掌握了舆论，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这对国家和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必须抵制各种虚假甚至别有用心的观点和思想；另一方面，灌输和强制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甚至会适得其反。对舆论的变化麻木处之的思想必须改变，通过接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改变以前的“硬”控制的方式，采用“软”规范的方式来引导舆论。对那些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的思想坚决予以回击。对反应具体问题的观点，要抱着宽广的胸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掌握舆论发展的新规律，尤其是对新媒体更需要积极引导，主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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