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

萨义德以他的《东方学》（又详《东方主义》）在中国名噪一时。但中国学者们往往忽视他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切入点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媒体和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歪曲描写。这种忽视使人不由得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学者在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命运时，是如何对待本国非汉族群体的文化的；在探讨全球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时，是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如何看待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因为中国正在加大开发中西部的力度，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是中国穆斯林的聚居区，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聚居区。

一、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的角色确认

文化资源与发展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马克斯·韦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基督教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废墟中恢复并呈现高速发展势头时，日本的文化对其经济的积极影响受到人们的关注。70和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随日本之后快速发展，亚洲文化、亚洲价值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传统文化资源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因为各民族各地区的现代化都是在它既定的有形文化的制约中和无形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任何个人、民族都逃脱不了“传统的掌心”。虽然从整体上讲，中国各地的有形文化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大致相同，但各少数民族的无形文化如信仰、道德、风俗仍然与汉族有相当大的差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影响。其次，传统文化是每个民族的生命体现，否定传统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任何民族都是凭借它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中华民族之林中，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该民族的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合法性。在历史上是如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也一样。第三，新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在人、自然、文化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文化当然首先指本民族的文化。第四，衡量当代国家的力量已不再仅仅着眼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文化已经从后台走到前台，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对一个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体而言，文化也是它的综合力量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过去20年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中国学者（包括大陆和港台等地）和外国学者重视传统文化资源在亚洲的发展特别是东亚发展中的作用，关注佛、道、儒、基、天等宗教和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场文化资源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中中国伊斯兰文化很少被提及。这可以分为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和非专门研究伊斯兰教两种情况。就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而言，不能讲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不被重视。国内刊物上与伊斯兰研究有关的文章数量很多，仅　1994年以来篇名中有“伊斯兰”的就有50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4类：一是关于伊斯兰教历史，二是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和教规，三是关于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四是关于世界各国伊斯兰教的情况，包括伊斯兰与当代国际关系。从这些文章看，中国学者的研究对中国侨斯兰文化资源与现代化的关系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里不是说学者们没有研究伊斯兰教与现代化问题。如吴云贵先生发表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回族研究》　1992年第　3期），在《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与周曼藩合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　1月“序”）又提出“如何认识作为多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关系”等问题。金宜久先生在《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11月，4－　5页）一书指出：“讨论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其理论意义在于了解并考察当代伊斯兰世界是如何对待文化传统以及如何处理与国家的现代化的关系的。”张铭的《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科》1999年间月）从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角度考察伊斯兰复兴运动，提出了“各国现代化发展是不是应该在新的思路下去开掘自身文化资源”的问题，对各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的思考颇有新意。中青年学者杜红、米寿江等则发表了多篇多章谈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然而这类著述不仅少，而且主要谈论各穆斯林国家的问题。对于“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中国伊斯兰研究者没有明确地从总体上定位“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审视力度和高度都非常不够，而其他不是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当然更很少顾及伊斯兰文化资源在整个中国文化资源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缺乏对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角色的确认。

惟一的例外可能是杜维明先生。这位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注意到伊斯兰文化资源与儒家文化资源的关系，并从　1993年起开展了一些儒学与伊斯兰教的对话。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此关注很少，甚至未加关。

这一缺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的民族性非常突出。我国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0个民族是穆斯林民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伊斯兰教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中处处体现出伊斯兰教的痕迹，他们的文化就是中国伊斯兰文化。这些民族和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以至现代化的定义，都不能不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现代化的发展也不可能消除伊斯兰文化在穆斯林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地位，而且穆斯林民众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和谐发展是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特性如果缺失，又怎样去谈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对民族发展的作用呢？

缺乏对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角色的确认，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三点特别需要注意。首先是多年来“极左”思潮对我们的影响。文革前的几十年中，我们曾经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简单地将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看成是“精神鸦片”，甚至将一些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如不吃猪肉）作为打击的对象，加以革命。文革以后，人们对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原因和意义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宗教已经不再被公开认为是“精神鸦片”和“迷信”、“落后”的同义词，不再是社会专政的对象。随着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人们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宗教是人类试图说明和推动自然、社会及其自身发展而作出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努力，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遗产”，而且逐步纠正了50年代末以后宗教政策中所受到的极左影响，对伊斯兰教宗教改革中民族与宗教分开、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分开、宗教与生活习惯分开、宗教与行政分开、宗教与教育分开等原则，也逐步摆脱了机械理解的束缚，当然更不用说对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极端做法的批判，从而承认伊斯兰教信仰与回、维吾尔等民族是不可分割的，这10个民族都被承认为穆斯林民族，这10个民族的人口数也被认定为中国穆斯林人数。然而由于长期的“左”的影响，我们在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同时，还很难将宗教信仰理解为“私人事情”，当然更难理解宗教的普世关怀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以及宗教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种种弊端的反作用力。论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D$GBBJ4kt`:+Y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