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与识见并驾而行———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
万斯年在丽江地区所收集的纳西族文献除了东巴经典之外,还有丽江地区的志书、纳西族谱、纳西族人诗文集等,并传拓了纳西人的墓碑、庙碑和摩崖石刻,踏访并照录了纳西木土司的遗踪等,这些文献和文物,都很具体地反映了纳西族人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活动,是纳西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们的内容情况,下文将做进一步介绍。
三、收集西南方志、传拓西南碑文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的方志文献自然就是关于此地历史文化自然人文等信息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双方当然都会格外关心西南地区的方志。比如当时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就曾竭尽全力地搜集川、贵、黔以及广西等省的地方志。国家图书馆现在还收藏有当年曾被兴亚院华北连络部调查所占有的《楚雄州志》、《宁州志》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保存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自然也就将收存西南地方志作为重要任务。
根据笔者对1933年印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1934年发表的《续补馆藏方志目录》的统计,当时共有四川方志283种,云南方志125种,贵州方志46种,广西方志79种。万斯年先生1941年整理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中,计有四川方志351种、536部,云南方志173种、227部,贵州方志58种、74部,广西方志93种、115部,西藏方志23种、33部。而1945年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简目》所统计的近年入藏西南方志,则分别是四川276部,云南93部,贵州34部,广西24部,西藏15部。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抗战期间收集的,因为对所谓“近年”的上限,目录编制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万斯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没有包括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比如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所收集的[光绪]《丽江府志》、冯骏修《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就没有收录。这说明他曾经历经艰辛收集到的西南方志文献,在他所编制的目录中并没有得到反映。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的统计却明确显示,仅1938至1939年一年间,北平图书馆购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方志就达177种、1585册,在战时状态下能有这样的成果,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万斯年先生的夫人、国家图书馆退休研究馆员戚志芬先生也曾指出:抗战期间“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傅增湘1928年12月20日致信张元济也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显示,抗战时期也许正是北平图书馆馆藏西南方志的增长时期。在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多部抄本云南方志上,万斯年先生不仅亲笔题写了书签,还认真地做了校改。就笔者所见,即有[正德]《云南志》、[乾隆]《?益州志》、[光绪]《越州古志》、〔雍正〕《马龙州志》、〔民国〕《续修马龙州志》、〔康熙〕《云州志》、〔康熙〕《剑川州志》、〔康熙〕《禄丰县志》、〔康熙〕《武定府志》、〔康熙〕《琅盐井志》、〔雍正〕《临安府志》、〔嘉庆〕《阿迷州志》、〔道光〕《广南府志》、〔光绪〕《平彝县志》、〔光绪〕《丽江府志》、《蒙化乡土志》、《腾越乡土志》等数十部。这些志书在谭其骧主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没有著录,却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目录》收入,可以基本肯定它们就是抄写于抗战时期。还有一部抄本《滇南抄录》,则留下了抄录于抗战之间的准确时间标志。在其扉页上,有这样几句话:“此书原题《滇南抄录》,不著撰作人姓氏,原抄本首三则所用纸张较小。树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在该页的天头处,万斯年先生补充说;“原书为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见目录史部七十一页。”并注明“一月三十日寄到。”根据这些代表性的事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平图书馆当时确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驻近西南的自然便利,抢救性地抄录、收集了一批方志文献。国家图书馆现藏西南方志当然不可能只是在那一时期才收藏的,或者主要不是在那一时期收藏的,但在那一时期,肯定是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这种收藏行为就包涵了更多的艰辛与奋斗。
散落于西南各地的石碑、石刻,也是当时北平图书馆采访人员关注的重要文献。在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就已经说明调查传拓丽江地区的墓碑、庙碑、摩崖石刻等文字,是他当时丽江之行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图书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所发表的范腾端1946年10月所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云南碑目初编》,则显示了北平图书馆传拓收藏云南省各地碑刻文字的整体情况。所著录的351种碑刻中,有汉碑、晋碑、唐碑、宋碑、元碑、明碑、清碑和近时刻碑。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这些碑刻都是在北平图书馆移驻昆明之后所寻访,但近时所刻的76种则基本为此时所拓,其他的恐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此间所得,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更有条件直接深入碑刻所在之地,进行实地的勘察与拓写。前文所引北平图书馆1940年的工作计划,已经显示了馆领导层对传拓云南碑刻的坚定决心,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则显示,当年购入四川、云南的石刻拓本有108种,实地传拓的100余种。这些碑文的价值与意义,一如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所说,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以及与中原的交往交融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三、对现代地方文献工作的可贵启示
对于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的西南文献征集过程,本文的论述非常简略,但这对于说明收集地方文献所必需的基本人力素质已足够充分。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的危难时刻,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曾经这样要求自己:“根据国家之需要,以谋适当之供给,于建国程序之中努力所事。”这种在危难关头不忘民族文化建设大计的精神,的确难得。但是,如果仅有这一份精神和热情,则仍然难以达到非常之目的。要有效地完成神圣的选择,还必须具备对时世的正确认识,并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与决策。正如前文所说,抗战期间收集西南文献潜伏着许多危机或危险,同时又蕴含着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不少文献拥有者虑及文献的命运而急于为其找到更安全的处所,那些原本秘不示人的文献此时不得不考虑尽快脱手;文献采集机关驻近西南则占据了地域上的极大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施用各种收集方法。所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领导决定广泛征集西南文献,是非常英明的举措。另据资料记载,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做出了征集整理战时资料的决定,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还报道,此期,北平图书馆与原北大、清华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图书馆合作,编制了《中日战事资料》和《国际舆论汇辑》等,为国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丰富、直接的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的西文书采访活动中,甚至还包括了采集有关欧美国家战后经济建设的图书。
新时代的图书馆当然已无亡国之虞,也无需考虑图书馆在何处立足,甚至也不用担心文化资产的外流。但是,作为图书文献的主要收藏与提供机构,如何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广泛地收集和保存起来,永远是图书馆的天职。而在各种信息蜂拥出现的形势下怎样用有限的力量保证社会最需要的文献的完整程度,就不仅需要责任,更需要很准确的认识文献能力。
北平图书馆当年采集武定彝文经典和丽江纳西文献,都是在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协助甚至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历史上的国家图书馆曾经吸引和聚拢了一大批学者,他们有人直接参与图书馆的馆务,有人则参加购书委员会,为遴选书籍出谋划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在图书采购一项,就多次非常郑重地写上“本年度购书在购书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今天的图书馆既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同时又与社会其他行业与机构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作为一个图书收集提供中心,文献的选取越来越离不开读者的阅读要求甚至直接参与。因此,类似于北平图书馆的“购书委员会”制度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制度也许并不能保证文献入藏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但却可以使那些最有价值的文献适得其所。我们在文献采选活动中,应该尽可能地借用各类专家的智慧,从而提高对文献价值的认识水平。
抗战时期直接参加西南文献征集活动的万斯年、范腾端等人,既是图书馆的职员,同时又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或学者。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知识以及所有的文献都了如指掌,但坚实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专业意识,却可以使他们对一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图书表现出异常的敏锐认识,并采取坚定的自觉的保护行动。现代图书馆采选人员整体的工作热忱和牺牲精神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客观地讲,这种热忱只是一种职业热忱,而不是事业热忱,因为出于事业心的热忱是包含热情在内的做好这项事业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要使文献建设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必须
《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与识见并驾而行———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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