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
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我国的古史辨运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胡秋原强调钱玄同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中的作用，以钱玄同与顾颉刚并称，这是很具卓识的。就地位而言，钱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就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9年成为《新青年》编委，而顾1920年7月方从北京大学毕业。杨尚奎认为顾颉刚讨论古史先后有两个有代表性的论点，一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1981）“层累”说是在与钱玄同的通信讨论中提出来的，顾颉刚的《自序》回顾这一过程时很坦率地承认：
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49页，1982）
从“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到怀疑经书本身，钱玄同的这一点拨使顾颉刚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这才导致出顾颉刚对《尚书·尧典》所载尧舜禹事迹的否定，从而产生了“层累”说。至于“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也是如此，顾颉刚晚年所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说：
至于钱玄同，他态度没有变，那时却对我讲了一个笑话。……钱玄同讲了这个故事，就对我说：“我们对今古文问题，也当作如是观。今文家好象莲香，古文家好象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的当！”在这段话的启发下，我就写出了《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个长篇论文，又写出了《秦汉的方士和儒士》这个通俗小册子。（13、14页，1982）
钱玄同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古史辨》第1册213页，1982），走上了疑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许多激烈疑古的论点。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他说：
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古史辨》第1册，67页）
“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古史辨》第1册，69页）
《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钞成的伪书。（《古史辨》第1册，77页）
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那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古史辨》第1册，77页）
《春秋》，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至于《左传》，……这部书底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古史辨》第1册，77、78页）
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他对顾颉刚说：
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古史辨》第1册，280页）
在为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说：
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古史辨》第1册，66页）
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
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
，这就是古史辨运动的真精神，是古史
辨运动与历代辨伪活动不同的所在，也是古史辨运动代表人物与历代辨伪家的根本区别。所以，考辨古籍、考证人物的真伪并非古史辨运动的真谛，它只是手段。而钱玄同正是把握了这种“真谛”的人，胡秋原视他为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
钱玄同这种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没有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呢？胡秋原说他废姓源于外骨，以《易经》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尧舜的存在源于幸德秋水和白鸟库吉，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钱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东京看望其兄钱恂，小住三四个月，随兄游览名胜，并学习外语。1906年春回国，9月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5月回国。[4]从18岁至23岁，钱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过的。他会日语，对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应有所了解，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自属必然。就以对易卦起源的认识来说，钱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说的提倡者，[5]这和他们都在日本生活过相当一段时期是有关的。[6]幸德秋水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其著作《社会主义精髓》、《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都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翻译。
特别是《社会主义精髓》一书，1903年7月日文首版后仅两个月，留日学生就出版了中文译本，以后不到4年时间竟又接连出版了两个新的中文译本。所以，钱玄同、郭沫若受他的影响，一点都不奇怪。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