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

顾颉刚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的主帅。从古史辨运动一开始，顾颉刚就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1册写了一篇长达6万字的《自序》，突出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详尽地交代了古史辨运动的缘起。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发表了2万字的长文《我是怎样编〈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1982）。[1]因此，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细读这两篇自述，可以发现顾颉刚关于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的叙述有颇不一致之处。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他说： 

        《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历史的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26页，1982） 

        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43页，1982） 

        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己、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辩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78页，1982） 

但至80年代初《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时，他却说：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12页，1982） 

这里，再也不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自己的影响了。 

除了顾颉刚的自述以外，学者们对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来源多有分析。恒慕义《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屈万里《我国传统古史说之破坏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施乃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大致都采纳了顾颉刚《自序》的自我解说。[2]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则认为古史辨派的方法论一是受胡适一派考证方法的影响，一是受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影响。（25－27，32页，1981）王汎森认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论点“层累造成说”是受了崔述的《考信录》、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民俗戏曲研究、康有为、章太炎这几层影响而发展成的，但促成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36－55页，1987） 

    与上述诸说截然不同的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里说： 

        北大教授钱玄同和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这工作的发起人是钱玄同。……他在《新青年》时代即热心于废止汉字，认为“二千年所谓学问，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或“道教妖言”。要“废孔教灭道教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因此必须废止汉文。他认为中国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他主张用世界语代汉文，而以英文法文为过渡。…… 

        废止汉字之事虽未成功，他觉得还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诸人盛称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是伪书，是科学方法。姚际恒的伪书考、康有为的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扩大范围考证“伪事”。他知道日本有一个幸德秋水，写过“基督抹杀论”，说基督无其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着又有一个白鸟库吉，写了“尧舜禹抹杀论”，说古书所传尧舜禹之事皆为神话。此外，日本有一贱民阶级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称“废姓外骨”，写了一些书，专讲日本希奇古怪风俗以及淫书酷刑之类。于是钱氏先仿废姓外骨，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幸德与白鸟之舌，说易经代表生殖器崇拜，尧舜禹皆为神话。尧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和依据易经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二、因为没有发现夏代铜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点外国讲神话的书，例如洪水是神话等。四、再加他们的想象和附会，例如，说文说“禹，虫也”，便说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这既好玩，又“科学”，可以吓唬青年，可以使外国人觉得有趣。参加的人多起来，顾颉刚将这些文字、通信收起来，名曰《古史辨》，由朴社出版。这由民国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为这时已有土肥原进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灭亡中国运动，无须他们来灭古史了。（83、84页，1973） 

    胡秋原认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源于白鸟库吉的“尧

        这个说法是否影响到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点，是深深令人怀疑的。一方面是因为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为白鸟的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过热烈的讨论。（53页，1987） 

刘起釪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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