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
告，而使不依赖广告的报业迅速消亡。[27]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到了开篇提到的布尔法-里顿爵士的主张，即“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28] 另一位国会议员格罗特（Grote）也声称，印花税事实上限制了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值得尊重的报纸为工人们提供恰当的指导与正确的信息。[29]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国会采取了渐进的措施，于1833年降低广告税，1836年降低印花税与纸张税，并最终于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分别废除了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不同的是, 在废除知识税的讨论中，报刊更多的是被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启蒙民众的工具。对中产阶级来说，自由而不受税收限制的报业是比政府高压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允许人民阅读的问题了，而是关于他们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了” [30]。
应该看到的是1855年前后知识税的废除，使得英国的报刊数量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而激进主义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与激进主义报业不同的是，这些迅速崛起的廉价报刊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为扩大发行量，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他们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将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与“人情味”新闻，如犯罪，丑闻，罗曼史，体育新闻等等，巧妙的结合起来，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为各阶层读者服务，从而赢得了众多读者。同时，大众化报业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对报纸的社会与政治角色认知，部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大众报业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开端。[31] 廉价报刊的兴起对《泰晤士报》的影响也很大, “虽然它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了”。[32]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第4页)
针对报业市场的变化,激进主义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例如，开始刊登广告，扩大报道内容，但这一切均未能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其狭窄的政治议题与缺乏购买能力的读者层使他们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广告。面对竞争的压力，一部分激进主义报纸开始尝试模仿廉价报纸，扩大报道内容，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激进主义的锋芒，滑向了大众化报业的轨道。[33] 知识税的废除，使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业与激进主义报业和大众化报业一同进入市场，以同样的售价参与竞争，也使得原来激进主义报业的低收入读者层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面向工人阶层的的新一代大众化报业。至此，激进主义报业无论是从其自身内容、经营方式还是从其读者群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当然,任何事物的消涨都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激进主义报业的衰败也有其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工资的提高、生活与住房条件的改善、教育状况的改善等等都使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减弱。[34] 同时，技术因素在报业生产与发行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使低成本低技术投入的激进主义报业又丧失了另一个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导致激进主义报业衰退的因素中, 知识税的废除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和报业结构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詹姆斯·卡伦所说的：“就这样，贵族国家用最严厉的压制手段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市场做到了”。[35]
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报业是作为一种反政治、反社会、与主流资产阶级商业报刊相背离的报业形态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压制从其诞生那一天就开始了。随着知识税的废除，激进主义报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事实上，它只是以一个新的报业审查系统取而代之旧的政治压迫手段而已，这个系统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审查都更实际更有效。在那些法律压制手段无法将报业纳入到社会秩序的领域中，市场力量开始逐渐发挥作用”。[36] 如果说“研究是一面在历史中散步的镜子”，[37] 那么发生在英国报刊史上的这次由废除知识税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以及其对激进主义报业的成功压制也许会为今天中国媒介所面临的新闻商业化娱乐化冲击带来一些反思。
作者： 张妤玟，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James Curran，‘Media and 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c.1700-2000’ (Media History, Vol.8, No.2, 2002) p. 136-138
[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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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不同的是, 在废除知识税的讨论中，报刊更多的是被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启蒙民众的工具。对中产阶级来说，自由而不受税收限制的报业是比政府高压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允许人民阅读的问题了，而是关于他们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了” [30]。
应该看到的是1855年前后知识税的废除，使得英国的报刊数量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而激进主义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与激进主义报业不同的是，这些迅速崛起的廉价报刊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为扩大发行量，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他们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将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与“人情味”新闻，如犯罪，丑闻，罗曼史，体育新闻等等，巧妙的结合起来，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为各阶层读者服务，从而赢得了众多读者。同时，大众化报业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对报纸的社会与政治角色认知，部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大众报业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开端。[31] 廉价报刊的兴起对《泰晤士报》的影响也很大, “虽然它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了”。[32]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第4页)
针对报业市场的变化,激进主义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例如，开始刊登广告，扩大报道内容，但这一切均未能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其狭窄的政治议题与缺乏购买能力的读者层使他们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广告。面对竞争的压力，一部分激进主义报纸开始尝试模仿廉价报纸，扩大报道内容，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激进主义的锋芒，滑向了大众化报业的轨道。[33] 知识税的废除，使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业与激进主义报业和大众化报业一同进入市场，以同样的售价参与竞争，也使得原来激进主义报业的低收入读者层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面向工人阶层的的新一代大众化报业。至此，激进主义报业无论是从其自身内容、经营方式还是从其读者群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当然,任何事物的消涨都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激进主义报业的衰败也有其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工资的提高、生活与住房条件的改善、教育状况的改善等等都使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减弱。[34] 同时，技术因素在报业生产与发行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使低成本低技术投入的激进主义报业又丧失了另一个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导致激进主义报业衰退的因素中, 知识税的废除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和报业结构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詹姆斯·卡伦所说的：“就这样，贵族国家用最严厉的压制手段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市场做到了”。[35]
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报业是作为一种反政治、反社会、与主流资产阶级商业报刊相背离的报业形态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压制从其诞生那一天就开始了。随着知识税的废除，激进主义报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事实上，它只是以一个新的报业审查系统取而代之旧的政治压迫手段而已，这个系统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审查都更实际更有效。在那些法律压制手段无法将报业纳入到社会秩序的领域中，市场力量开始逐渐发挥作用”。[36] 如果说“研究是一面在历史中散步的镜子”，[37] 那么发生在英国报刊史上的这次由废除知识税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以及其对激进主义报业的成功压制也许会为今天中国媒介所面临的新闻商业化娱乐化冲击带来一些反思。
作者： 张妤玟，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James Curran，‘Media and 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c.1700-2000’ (Media History, Vol.8, No.2, 2002) p. 136-138
[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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