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
摘要：本文结合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废除前后英国的报业结构, 通过对国内外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中基本缺席的激进主义报业的报道内容, 经济运行方式，社会影响，政府压制等几方面, 阐明了废除知识税所带来的报刊商业化冲击对激进主义报业所形成的毁灭性打击，从而为认识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视角。
关键词： 报业史 知识税 激进主义报业
一直以来，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都被认为是报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大胜利，然而，这一结论却忽略了一度在英国影响广泛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起伏。那么, 废除知识税是否真的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报业自由? 本文试图立足于英国报业结构的宏观视野，通过对激进主义报业的生存环境、运营方式、社会影响、以及废除知识税对其造成的冲击和毁灭性打击等几方面的分析，阐明废除知识税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报业史所盛赞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促使了报刊的进一步商业化，使市场力量在报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解读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自由主义框架下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报业史书写是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以主流的商业大报为研究对象。在这种书写框架下，报业史也被描述成为报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抗争史。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认为：十七到十八世纪，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当时私人化、贵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辉；在1693年，国会曾一度废除了压制出版业的出版法案，报业的发展也随之活跃起来，报纸的数量激增，发行量上涨，并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而发行量的扩大和对公共事务报道篇幅的增长相应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横向的，除伦敦外，很多边远省份民众被囊括进来；纵向的，底层民众通过阅读报纸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而1771年，政府允许报纸报道国会事务之后，报业本身就成为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被描述成为在报业力量的影响下愈趋开放与值得信赖。[1] 简言之，报业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报业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于十九世纪中叶获得了自由。而1855年知识税的废除则成为这一系列斗争中里程碑性的事件。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报刊税的废除使报刊数目大幅增长，并最终使报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更好的承担了“第四权力”的角色。[2]
废除知识税被认为是报刊业争取自由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我国新闻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报业史著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就废除知识税的相关阐述就引用了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哈罗德•赫德所著的《英国新闻业史》一书中布尔法－里顿爵士(Lord Bulwer-Lytten)倡导废除报刊税的言论。里顿说：“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3] 同样，在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 “知识税的废除，使英国报业卸下了承负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的经济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结果是催生了多种廉价报纸，英国报刊由此进入了‘降价时期’”。[4]
然而，这种对新闻史，特别是对报史书写的简单化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徳•雷蒙徳（Joad Raymond）在其所著的《报纸的发明》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报业发展的线性描述所包含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即“新闻信息获取量的不断增长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是政治自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由于报业的推动，旧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断向现代民主制体制发展……事实上, 报业的发展应该是‘之’字型路线”。 [5] 英国媒介史学家埃舍•布瑞格斯（Asa Briggs） 和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表述是新闻媒介史书写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之一。他们在合著的《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一书中声明：“媒介史的发展应该是曲折前进的”，[7] “媒介史的书写应力图避免两种危险（two dangers），即简单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使社会趋向于不断进步或是使社会趋向于越来越腐化堕落”。[6] 而前者，即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报业发展的描述，无论是在西方媒介史书写中还是在中国的英国新闻史研究中都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以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书写的报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年至1861年知识税的废除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激进主义报业形成的致命的打击。 近年来，以詹姆斯·卡瑞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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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报业史 知识税 激进主义报业
一直以来，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都被认为是报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大胜利，然而，这一结论却忽略了一度在英国影响广泛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起伏。那么, 废除知识税是否真的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报业自由? 本文试图立足于英国报业结构的宏观视野，通过对激进主义报业的生存环境、运营方式、社会影响、以及废除知识税对其造成的冲击和毁灭性打击等几方面的分析，阐明废除知识税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报业史所盛赞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促使了报刊的进一步商业化，使市场力量在报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解读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自由主义框架下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报业史书写是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以主流的商业大报为研究对象。在这种书写框架下，报业史也被描述成为报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抗争史。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认为：十七到十八世纪，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当时私人化、贵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辉；在1693年，国会曾一度废除了压制出版业的出版法案，报业的发展也随之活跃起来，报纸的数量激增，发行量上涨，并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而发行量的扩大和对公共事务报道篇幅的增长相应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横向的，除伦敦外，很多边远省份民众被囊括进来；纵向的，底层民众通过阅读报纸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而1771年，政府允许报纸报道国会事务之后，报业本身就成为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被描述成为在报业力量的影响下愈趋开放与值得信赖。[1] 简言之，报业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报业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于十九世纪中叶获得了自由。而1855年知识税的废除则成为这一系列斗争中里程碑性的事件。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报刊税的废除使报刊数目大幅增长，并最终使报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更好的承担了“第四权力”的角色。[2]
废除知识税被认为是报刊业争取自由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我国新闻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报业史著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就废除知识税的相关阐述就引用了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哈罗德•赫德所著的《英国新闻业史》一书中布尔法－里顿爵士(Lord Bulwer-Lytten)倡导废除报刊税的言论。里顿说：“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3] 同样，在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 “知识税的废除，使英国报业卸下了承负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的经济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结果是催生了多种廉价报纸，英国报刊由此进入了‘降价时期’”。[4]
然而，这种对新闻史，特别是对报史书写的简单化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徳•雷蒙徳（Joad Raymond）在其所著的《报纸的发明》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报业发展的线性描述所包含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即“新闻信息获取量的不断增长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是政治自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由于报业的推动，旧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断向现代民主制体制发展……事实上, 报业的发展应该是‘之’字型路线”。 [5] 英国媒介史学家埃舍•布瑞格斯（Asa Briggs） 和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表述是新闻媒介史书写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之一。他们在合著的《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一书中声明：“媒介史的发展应该是曲折前进的”，[7] “媒介史的书写应力图避免两种危险（two dangers），即简单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使社会趋向于不断进步或是使社会趋向于越来越腐化堕落”。[6] 而前者，即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报业发展的描述，无论是在西方媒介史书写中还是在中国的英国新闻史研究中都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以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书写的报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年至1861年知识税的废除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激进主义报业形成的致命的打击。 近年来，以詹姆斯·卡瑞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 《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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