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的悲叹

事实放在与之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去，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使鲁迅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上这种流派的一位大师。”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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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作者都是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而鲁迅乃是有意识地把历史看成一个巨大的文本，《故事新编》就是历史文本的重新书写，他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来展叙自己精神的历程。从鲁迅那上下古今任意驰骋的奇异构思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鲁迅式的虚妄。鲁迅与其他历史小说作家一样，在历史文学中是去寻找价值意义的。对此，他有着特别清醒的理性认识，“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⒃，如此等等。在价值论上，鲁迅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确实对历史充满了希望。但是，在体验论上呢?且不说前期鲁迅眼中的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两种时代的交替转换，历史只是一种循环，是一部充满血腥味的人相残杀的历史；就是在普遍高歌民族历史精神的三十年代中期，在其生命终点的前一年，他仍想“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⒄，这种“刨祖坟”的创作设想不就是来自于其意识深处对历史的怀疑和否定的长期深刻的体验吗?鲁迅明确地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⒅，这种“所想”与“所说”的背离，反映了鲁迅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深刻性。只有为自己，鲁迅才发表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极端黑暗、冷酷的内心体验，吐露一部分自我真实的灵魂与“血肉”。当鲁迅在黑夜、灯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⒆，独自面对“赤条条”的“自我”时，他便开始了灵魂的漫游。正是这种极为自由的创作心态——种类似于游戏时的放任自由，才使得他创作《故事新编》时能够超越地思考人生历史。体验人生历史。这种真实心态的体验与理性价值的判断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当《故事新编》发表后，有人评论读后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⒇的时候，鲁迅断然否定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是“为别人的设想”，但这并不能否认鲁迅作品“别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虽然到后期，鲁迅已从“人的觉醒”进到“阶级的觉醒”，但事实上，鲁迅进到阶级论思想之后，只有对人的价值加深了理解，而并没有抛弃对人的价值的追求，对生命悲剧性存在的思考。鲁迅作为一位心灵深邃而又敏感的文化巨人，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很失望的。他感到没有历史，“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注释(21)；“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槽了”注释(22)；中国“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注释(23)。我们从鲁迅对历史的这种诅咒和对国人的无情抨击中不难体会出那种深深的失望与悲哀之情，从鲁迅那样的制高点上俯看人生与现实，化繁为简，就导致了《故事新编》中“虚妄感”的产生。这是鲁迅独特真切的人生体验，也是其历史小说所蕴含的内在意旨。
　　有些评论文章曾认为鲁迅的历史小说是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的，尤其是后期所写的五篇历史小说，几乎都直接是针对于某一事情或问题而写的。这种分析，在作品中，在一些注释中似乎也能找到某种根据，但如果因此而对鲁迅的历史小说内涵只作如此简单的理解，就未免太遗憾了。鲁迅固然是一个现实斗争中的战士，但他要比同时代人看得更开阔，想得更深远。虽然后期五篇历史小说都对时弊作了一定程度的针砭，可它们却是鲁迅长期探索历史、思考人生的结果，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性旨意。因此，鲁迅的历史小说所真正针对的，绝不仅仅是局部的和现实的几桩事情，正是对历史严肃剖析后所得到的洞察，使鲁迅能够穿透现实和历史的障碍，看出古今相袭的历史性悲哀。
　　鲁迅这种深刻的现代意识表现在《故事新编》中，就是对个体生存命运的痛苦思考，那种先觉者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又掉进新的虚空之中的绝望之情。可以说，整部《故事新编》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与反思。面对他人改造的怀疑到返回自我的价值追问，先觉者生存于世的位置问题必然会在鲁迅心中凸现。虽然鲁迅所从事的启蒙救亡的事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集体性的事业，但是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却始终摆脱不掉那种对于孤独个人的心理体验，从早年推崇争天拒俗的撒旦诗人，到晚年慨叹自己的“独战的悲哀”注释(24)。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精神自叙传”的《故事新编》中，鲁迅以多种意象表明了先觉者在世的艰难处境，构筑了先觉者的命运模式：人与环境的对立、冲突使先觉者毫无立身之地，不得不“出关”了。从人类之母的创造生命到先哲贤人的生命背弃，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整体象征。《故事新编》中的几个人物，如羿、宴之敖者、禹、墨子等，常常被一些论者比作中国的脊梁式英雄，而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等亦是传统语境中被赞颂的对象，是圣者贤人的符号。但在作品中，伴随着他们的是恶俗如闹剧般的活动背景，自身的生存意义不断被消解、否定，尽管他们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俯察世界，对世事人事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但最终一切真诚的主观努力都演变成“无聊”的结果，唯有无意义和虚无才是真实的。鲁迅在作品中超越了一般现实形态，从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表现，他在历史人物身上蒙上了一层荒诞的色彩，这种荒诞的效果，就体现在他们每一次企图证实自身价值的行为总是归于失败，个人内心的自我肯定与客观上的卑小地位带来了“虚无感”。夷羿的搏击和战斗，使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注释(25)；宴之敖者复仇的坚定性伴有自我毁灭的绝望感；墨子阻止了楚国攻宋，却无力逃脱宋人募捐救国队的勒索；大禹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却在“万人传颂”之中不知不觉地又掉进了另一重淤泥(贵族化倾向)，历史的阴影最终又吞噬了他。这是鲁迅的历史发现，也是他积自身的人生经验所发的历史感慨，分明感觉到鲁迅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曾有过不少英雄豪杰，均以自己促成的悲剧走向了英雄末路，令人扼

腕。《采薇》、《出关》、《起死》同样表现出这一深广的历史内涵。如果仅以为这几部作品就在于批判伯夷、叔齐逃避现实和老庄“消静无为”的消极思想，我们就将陷入一个简单枯燥的结论，发现不了作品所包含的更深厚的意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的信守者，伯夷、叔齐虽是迂腐却也迂腐得“可爱”，宁死不悔中有其悲壮的色彩，但在巨大的邪恶的环境中，他们的反抗或洁身自好，却无法改变他们弱者的地位。老庄深刻的哲学思想，也无法现实中拯救自己，反而使自己陷入“出关”和尴尬的境地，这是主人公所始料未及的。鲁迅在历史小说中采用解构历史的方法，将这些抽象化和符号化了的英雄、圣贤化解为一个个平凡之人，成为滑稽、荒诞的对象，从而呈现出鲁迅荒诞和虚无的心态——一种“独战的悲哀”的悲凉之感，英雄末路的悲叹(第2页)。这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关于人生、历史的内心体验和中心感受。
　　虚无呈现为对自我的把握，它是反抗的起点；反抗是面对昨天世界的态度；孤独则是反抗者的心理特征。鲁迅既“虚无”又“孤独”，这就注定了其生命的本质精神在于反抗。的确，“为别人”的鲁迅是一个清醒的启蒙者，遵循的是历史主义的启蒙逻辑，理性地对待历史，不懈地唤醒民众，表现在《故事新编》中，就有很多现实的成份蕴含其间，使读者不至于感到太失望；“为自己”时的鲁迅则因袭了太多的传统重负，对历史和人本身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那就是《故事新编》中的“虚妄感”。但是，在鲁迅的意识世界里，“虚妄”并不等于绝望。他曾这样剖明自己的心迹：“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释(25)，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上的“实有”，鲁迅就没有在绝望中走向虚无主义，反而在与绝望的抗战中奋起，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痛苦的战叫”吧，虽然《故事新编》的深层内涵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鲁迅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后所形成的“虚妄感”，但他确实又超越了这一层面，而不时地走进现实，让历史与现实处在同一时空中，“为他人”的进取意识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既不能否认鲁迅在体验论上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也不能否认鲁迅在价值观上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英雄末路的悲叹(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