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

相攻讦不加裁断，“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士大夫益纵横于下”，从而加剧了门户之争；其三，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被破坏殆尽，引发纪纲废弛，致使吏治败坏，出现“贿赂日张”，“风俗大坏”。再其后的明熹宗是一个庸懦之主，听任宦官魏忠贤专制朝政，“恣威服惟己意”，朝中群小肆虐，“士习渐衰，莫此为盛”。因此，明代后期政治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皇帝的怠政庸懦。
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赵南星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皇上，他强调皇上必须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认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须“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上能以身作则、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则不难达到。否则，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赵南星深知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在于皇帝怠政，于是他便把改革的目标选在皇帝头上，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太岁头上动土”，对皇帝进行劝谏。赵南星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意思是只要皇帝幡然悔悟，勤政尽责，就可以改变现状。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最高领导层一一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倘若明神宗、明熹宗能听从赵南星此类的规谏（当时有此主张者还有很多），改变作风，亲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颓然趋势是可以暂时遏制的，历史发展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这一点由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可以佐证。
1620年，明神宗病死，光宗继位。在家闲居28年之后，赵南星又一次被重新起用，聘任太常少卿，不久升工部右侍郎。光宗执政月余就死去了，熹宗继位。赵南星又被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赵南星再一次主持京察。他同样毫不留情地淘汰了一些不称职的官员，如被人们视为四凶的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同时，也大胆启用了一些人，一些能干事、有正气的官员。应该说赵南星用的全是能干事的正直官员，是任人唯贤。天启三年底，赵南星升任吏部尚书，就进一步整肃吏治。对于那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一概不用，赵南星出台措施，明文饬令：再有要挟求官者，立即将其丑行公之于众，并予以弹劾。
但是，在一个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是至尊无上的，大臣对皇上的胡作非为也仅仅有讽谏之权，讽谏不成则无可奈何。明朝后期的社会状况正是如此。赵南星等人的至诚建议反被当成耳边风，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从而必然导致赵南星“振纪纲自皇上始”的主张付之东流，其主张的改革措施自然也难以见到成效，赵南星只能痛心疾首、喟然长叹而回天乏术。
三、清除官场积弊倡行勤廉政风
明朝后期，官场作风废弛，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朝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在其任上胡作非为，以致官场中歪风盛行。首先，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在其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赵南星称“今有司所在贪残，上下雷同”。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官场得意，一些无耻之徒旋用剥削来的钱财转而大肆施行贿赂，笼络上官，甚至公开求官乞爵。赵南星揭露说：“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再次，注重交际、疏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大多置政务于脑后，而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赵南星痛斥这种歪风说：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及至午时，交际完毕，然后入衙门，“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对于此类歪风，赵南星坚决主张扭转。
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管理制度。赵南星主张改革官场作风必须首先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由于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官场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赵南星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戍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同时主张对干进之风必须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应当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然施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簠簋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必须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夤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注重交际、疏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违犯。赵南星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人衙门，

《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