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

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同时，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按一般逻辑，人到了暮年，又经历了几起几落，身上的那些棱角和锐气早就磨光了，也经不起风风雨雨的折腾了，做个平安官，安全着陆，以了仕途宦程。但是他不改初衷。在他的一方“东方未明之砚”的背面刻字为铭：“残月的的，明星陕陕。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成则策汝功，否则同汝贬。”“奄”通“阉”，表明了他铲除阉党丑类的决心。经历了明神宗、光宗、熹宗三朝，官至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的赵南星，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利用掌管监察和组织人事大权，革故鼎新。
明代的《从政录》曾概括清官三种类型“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但恰恰明朝之亡却是在贪腐行道、吏治不彰。如此辩证的逻辑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孕育出的国家性格，也是执政者追求长治久安的艰难抉择。赵南星动不了皇冠上的一颗珠子，但他摘得了贪官污吏的纱帽。他力主改革吏治，不仅上书谏言，动嘴上功夫，说服皇帝，而且不怕冒犯权贵，毅然行动。可以说，他不但有理论，而且还将之付诸实施。这正是他留给人们的深思之处。
四、坚持去邪用正起用廉吏能臣
封建官吏是皇帝借以统治百姓的工具，国家法令的推行、钱粮赋税等的征收等无不要通过大量的封建官吏来执行和实施。因此，封建官吏是皇权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其邪正、贤否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治乱。历代封建王朝，为了所谓的长治久安，多采取各种措施，慎选官吏，罢黜邪佞，引用正人。
明代后期，由于皇帝怠政庸懦，“贤奸杂用”，朝中“君子”与“小人”并立。万历年间，廷臣以在“国本”之争等事件中抗谏直言和依唯皇帝明显地分为了两派，前者主张尽早册立太子，并与明神宗的胡作非为展开斗争，以顾宪成、赵南星等为代表，逐渐形成东林党。后者依唯皇帝，人数虽少，但因有皇帝和部分首辅作后台，气焰嚣张，势力很盛，先后结为齐、楚、浙等党，“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天启初年，明熹宗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改革弊政，大量引用正人，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但不久，宦官魏忠贤擅权，搜罗、起用遭排挤的东林反对派，“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打击、残害正直的东林党人，“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
赵南星自小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力主为政须“亲贤臣”、“远小人”，提倡用正去邪。赵南星认为，“君子”（贤臣）在位则国家安定，天下的治、乱与君子的进用与否，即“君子之气”的“伸”、“郁”有直接关系，所谓“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气恒伸也。而天下之所以危乱者，君子之气恒郁也”。由于生活在明朝后期，所以赵南星对邪佞猖獗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分析这种情况形成原因和危害说：“天下之乱，乱于容恶。容恶者，宽身保富贵之术也。人皆自容其恶，虑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恶。自容而恶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恶日多。恶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见容，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乱”。这是赵南星对明朝后期邪佞当权的揭露和控诉。赵南星坚持认为，要使天下大治，就必须不容“恶”，去“恶人”，与邪佞展开坚决斗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明主治吏，而后治民”的观念下，中国历代帝王都制定了对官吏守职的系列考核标准，其中包括德行、修养、教育以及廉洁等之种种。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说“治国就是治吏”。赵南星曾为官吏部、都察院，主管官吏的考察、任免等，因此他得以把用正去邪的思想主张用于改革实践中。官吏的考核是辨别邪、正的重要依据，是决定去取的基础，赵南星对之特别重视。他抨击了当时的考核不实，指出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往往彼此勾结，互相包庇，使考核徒为虚文，因此导致“贤奸杂用”，朝政隳坏。为了保证考核得实，他提出，当抚按考察后，“即将其所举、劾，令河南道发单各道，一一细加咨访，如考察之例”；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荐举簿一扇”，每遇抚按举、劾疏至，即记录在案，以备对照，“滥举必罚”；内、外官员“互相觉察”，“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纵，以致属下举首、百姓告发，俱当连坐”。
在考核得实的基础上，赵南星主张秉公澄汰，即秉公执法，对于优秀的、成绩显著的、为民称颂的加以重用褒奖，反之则谪贬惩戒降职淘汰。他在主持澄汰时，公开宣布：“事有益于国家，即所当为。人有合于道义，即所当与。本无可避之嫌”。对邪佞之臣，他坚决惩处，毫不手软。早在任文选员外郎时，他就上《剖露良心疏》，所抨击者，如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宪、给事中唐尧钦、御史蔡系周、孙愈贤等，“皆众论不予者”。万历二十一年（1583年），他与吏部尚书孙镟主持大计，“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孙）镟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天启三年（1623年），他以左都御史佐主京察，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先朝结党乱政”，置于“不谨”而黜之，“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对于正直之臣，赵南星极力推用。为吏部尚书时，他“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宷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祚、刘廷谏亦皆民誉”。
赵南星的去邪用正的施政思想和改革实践，说到底就是打击以齐（亓诗教、赵兴邦）、楚（官应震、吴亮嗣）、浙等党为代表的邪佞之臣，引用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正直之臣，因而没有摆脱当时廷臣的门户之争。然而，由于东林党人代表了维护传统封建秩序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又能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因此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邪党人士则多属贪赃无耻之徒，为百姓所恨，为公论所鄙。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赵南星去邪用正的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愿，故而一时颇得好评。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后，“国论大快，谓二百年计典绝调”。天启年间，他举用名德旧臣，中外“忻忻望治”。
不过，由于赵南星去邪用正的主张和实践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且直接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必然开罪于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举步维艰，难以持久，更难以取得预期的实效，赵南星本人也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前述上《剖露良心疏》后，给事中李春开“媚众纠（赵）南星”，赵南星被迫“引疾归”。前述京察后，“政府大不堪”，不久赵南星即坐莫

《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