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不完全是零和游戏。所谓零和游戏是预设总共只有100点，如果人家拿了80点，我只剩下20；我拿30，人家只剩下70。零和游戏的情况当然存在，但是在人类社群的大多领域中，零和游戏是例外。因为不是零和游戏，所以就有双赢的可能，甚至三赢、五赢的可能。而这些可能性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洞见，有没有真正的开放心灵，否则视而不见，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常常是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我们不做；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我们反而做了。原因呢？也许是我们的灵性不够真纯，也许是我们的视野不够宽广，也许是我们的“顶峰经验”不够深刻。总之，原因很多。但是，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不只是极少数的知识精英才能察觉的问题。

　　人文资源的开发，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大家的责任。在深受儒家影响的东亚社会，人文资源应当是非常丰富的。1997年6月我曾在世界思维大会中用英文讲过“体知”的问题。我认为“体知”可以显示文化中国丰富的人文资源。现在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概念。“体知”就是“体验之知”，就是体之于身的一种了解。譬如说每一个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孤立绝缘的个体，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任何一个人都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个中心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有尊严，都有他不可消解的人权，都可以有他的内在的价值。即使是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人，从儒家的角度看，还是有价值的。他不一定是社会的累赘，即使是社会的累赘，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他完全不是一个人。这个“恕道”应该是宽广的一种恕道。从这方面看，恕道是基本的做人道理。但是从最高的体现来看，一个人并不只是拥有身体，事实上，“拥有”这个观念本身即是错误的，我们不拥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成为”我们的身体。身体其实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价值，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从出生，到爬，到走，到学会说话，到能够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都要通过复杂的自知自证，慢慢才能够和我们的身体融而为一。但是我们有心知，有灵觉，还有神明。从身体，即体之于身的身体，从心灵的理解，从灵性的开发和神灵沟通这些价值，都可以和身体配合起来。

　　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里面，从来没有把身和心绝然二分的理念。所以身体成为心灵的监狱这一类的观念，在中国传统里头是没有的。正好相反，儒家强调身体的发展，心灵的培养及灵觉和神明的开悟。因此，身心灵神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不是精英主义，而是人人在日常生活中皆可以见证的道理，任何人，即使是没有特殊经验的人，都有体知的本能。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体知层次上面创造价值，或多或少的价值。

　　儒家伦理的基本训练是“知人任事”。就是说，要了解人，除了要了解世界，了解历史发展各个方面以外，更要了解人本身的价值，我们应该开拓人与人之间的了解。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想了解一个人，而他又不想让你了解，你是不可能了解他的。你即使把你所想了解的对象的所有资料，包括最秘密的资料都掌握住了，你也无法了解他。除非他愿意跟你沟通，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他。即使是他愿意跟你沟通，如果你没有自知之明，也未必能够了解他。这当中有很多复杂的感性和理性的因素。

　　“人生难得一知己”。能真正有一个人了解自己，这在中国传统里面是不得了的大成就。只要有一个就很好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你的努力，经过长期的努力，经过长期的沟通，经过长期的辩难，这中间当然有冲突，有痛苦，但是也有很细致的感情交流，你才能使得两个生命合而为一。如果你能了解更多的人，那当然更好。以前伯牙和钟子期的交往就是很有名的例子。伯牙的琴曲高和寡，只有钟子期一个人真能听得懂。通过钟子期的听德，伯牙的每一个琴声都能够在钟子期的心灵深处引发如实的共鸣。伯牙怎么弹，他就知道心志意趣何在。所以，到了钟子期死了之后，伯牙就不再弹琴了，因为他的琴声已经失去了知音。这种知音，既有美学的意义，也有伦理学的意义，还有宗教的意义。在中国传统里面，

这是一种逐渐通过对自我的了解，扩展到对其他人的了解，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类和天道的了解，有极深刻的意蕴。

　　在东亚社会，这些价值如果不能够开发出来，我觉得不仅可惜，而且可悲。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如果公众智识分子能够参与社会，能够关切政治，又能够通过自己的体知来开发文化的资源，这是在座人人都可以做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应该了解到西方强势文明所导引出来的现代意识应有一种新的转化，譬如说市场经济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要使市场经济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经济可以有市场的效应，但是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就是很大的悲剧。我们可以发展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和一种精致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开拓应该配套。假如只是发展民主政治，譬如台湾现在所发展的民主政治出现了金权黑道各方面的问题，那么这种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不能为人文的精神资源创造条件，太可惜了。这是民主恶质化的情况，非改变，非转化不可。至于个人的自由、责任和忠恕之道的培育，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社会，特别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了解的社会，到底应该有哪一种参考的系数和资料？除了以先进的国家，如欧美各国，作为参照对象之外，我们为什么不把印度文化，马来文化，甚至原住民的文化，也作为我们参照的系数呢？

　　如果要开发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我们学习的对象不应只局限在西欧、北美和日本几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譬如像印度文化，如果我们开始了解印度文化，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大乘佛教，对我们自己的道家道教，乃至有宗教性的儒学的理解，就可焕然一新。固然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来说，印度还不是最强势的文明，但印度文化有很多很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为我们所借镜，所参考。马来文化也如此。甚至原住民文化的文化，也应对我们有所启发。

　　我的结论是这样：为了经济资本的累积，我们不能够不同时注重社会资本的累积；为了科学技术的技能的发展，我们不能不同时注重文化能力的发展；为了培育智商，我们不能不同时注意道德理性的培养；为了发展物质条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精神价值。

　　这些工作，所有的公众智识分子，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有责无旁贷的承诺。

我们都是启蒙心态的孩子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现代东亚智识分子的存在境域中，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西方的强势文明已经在我们的心灵结构中，不仅是根深蒂固，而且发挥了很多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我们完全不可能和它脱钩。这怎么说呢？特别是从18、19世纪以来，西方所发展的那个启蒙精神，也就是突出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功能主义乃至物质主义的启蒙心态已经是我们文化心理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启蒙精神还有很多深刻的理念，仍是我们期待和追求的目标。现在我们所接触的利益领域，如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官僚制度、公民社会（包括主办这次座谈会的报业组织），都是从西方启蒙心态发展出来的现代制度。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利益领域后面还有极深刻的，而且我们都认为可以普世化的价值，譬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科学和法制。所以，我们都是启蒙心态的孩子，我们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都是启蒙心态的信仰者和实行者。

　　但是这个西方强势的启蒙心态，当它来到中华大地，来到东亚的时候，又是伴随着西方的霸权政治，伴随着浮士德的掠夺精神而来的，因此它又具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狰狞面貌。同时，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譬如说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解体，就是从家庭一直到全球社群各层次的解体，虽然说地球村已经出现，但地球村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类社群的整合，正好相反，分歧，甚至歧视，异化的情况却越来越严峻。具有反讽含义的是，地球村的出现，各种社群之间的冲突矛盾竟更加严峻，甚至对个人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异化感。伯格(PeterBerger)，一位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曾亲口对我说，“没有异化就没有自由”。我相信这个说法。如果一个人对其他的人，对社会没有异化感，他既不可能充分发展他独立自主的人格，也不可能充分体现他的自由。但是，只有异化，只感觉到异化，只能履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念，那么人就会变成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社会也就成为狼吃狼，人

《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