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孟子曾说过，益友有三，直、谅、多闻是益友。那么，余秋雨很直率地表示如果搭不起第四座桥，缺乏有终极关怀的生命体悟，那么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意义就没有办法公诸于世；陈瑞献的慨切陈词，一定要通过顶峰经验，有开悟的心灵，才能够创发文化的生机，达到真正的东西对话；高希均则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传统文化价值的利弊，特别突出开放社会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有储蓄，有危机意识，而且要特别重视教育，强调伦理价值和人文精神。他们的讲话使我获得很大的启发，因此我在考虑我的发言时，自觉颇有教益，也改动了一些我原要提出的观点。

公众智识分子须接受通识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参加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我的报告环绕着《从儒家的人文精神来看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课题而展开，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众智识分子的观念。所谓公众智识分子，是指一群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对文化有兴趣，也有研究的读书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场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众智识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众智识分子能够为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入养分，使它从薄到厚，同时使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从稀少到多元。这要靠所有公众智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然也要配合全社会，甚至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开展，才能够为“第四座桥”的建构创造条件。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顶峰经验”，我们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发展我们积极的作用。如果有“顶峰经验”，因有了宽广的价值基础，也不会走火入魔。

　　因为这原因，我觉得公众智识分子和人文学，就是传统所谓的文史哲，现代学术分工较细，应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宗教及文化研究等项目。虽然不是从事人文学专业，我们可以研究科学、研究企管、研究建筑、研究心理，也应该和人文学有关。人文学是认识和了解人本身（包括个人和群体）最贴切，而且最直接的学问。其实不必是人文学者，所有智识分子都应有人文关怀。正因如此，从公众智识分子的角度，我们必须强调接受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发展成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应该是继续的、持久的，而且是永远向前推进的，因为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方面的训练，还要关注怎样做人，要设法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心与天道的关系。如何把“学做人”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又无法一窥全豹的课题摆在跨世纪的文化脉络中来作进一步的讨论，是我今天的主要议题。

文化也可以是一种“添加价值”

　　首先，让我厘清一个观念，就是文化对话中的文化，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文化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根据一位文化人类学者的统计，至少有一百三十多种定义，因此文化是个不能一目了然的观念，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了两个层次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观念，我们有时不加以分疏，混为一谈。一个是通义，就是文化代表各种不同的价值，这是综合的理解；另外一种是专义，就是集中讨论，可和其他领域区分开来的文化。何谓通义呢？如果说中国文化，说新加坡文化，说《联合早报》文化，或《联合早报》编辑部的文化，从这方面来讲，是一种综合的，是要了解某一社团的总体气质或风貌。这里所指的文化不仅无法精确定义而且必有模糊性，但是我们对这类文化确有感知，有体知，能够综合理解。所以提美国文化，儒家文化，东方文化时，我们总有心知其意的熟悉感。

　　文化也有专义，专义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课题比较集中文化层面，而不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层面。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哲学之类，也就是中国大陆通常所说的上层结构，但我不接受上层结构的提法。我认为，如从这意义上来讲文化，它是有渗透性的，就是谈经济有经济文化，谈政治有政治文化，谈社会有社会文化，另外有一些精致的文化不能完全归约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层面，但它是渗透在其他领域的内部。所以，讨论文化在我看来，可以是一种addedvalue，就是经济学所谓的“添加价值”。就是说，谈文化不是把其他东西都排除掉，单谈文化，而是在其他的问题都考虑了，却不够周全，还要把文化价值这一类软体的东西加进来。

学习语言文化了解民族精神面貌

　　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同事朋友ChalmersJohnson，一般美国媒体把他说成是批判日本的首席专家。我们曾有好几次在一起参加学术辩难的机会。他总说，带了几分幽默的口吻，杜维明教授是个文化论者，所以谈的虚无飘渺，都是高层次的东西，大家也听不懂。我呢？所谈的是制度(institution)，制度这东西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可以到华盛顿向参议员游说，如果美国要向日本学习的话，就要学习日本的制度，像通产省，杜教授从来没有到华盛顿和政策执行者交谈，因为他如果向议员们说你们要认识日本必先了解儒家，那么所有的参议员都睡着了。所以文化是一种虚无飘渺，而且很难落实的东西，我讲的制度却是非常具体，而且确实可行。后来，他从柏克莱大学提早退休到圣地牙哥参加一个专门研究亚太经济的学院。那里面的经济学家很多，但是不像高希均先生，他们对文化因素不闻不问，掉以轻心。那些经济学家说：我们很欣赏ChalmersJohnson，因为他讨论制度，讨论实体的东西，不讨论虚无飘渺的价值，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对数学、计量经济、经济发展的理论非常熟悉，我们不把资源浪费在培养文化能力方面，因为那种做法是没有实效的，所以我们要培养一批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学习日文。ChalmersJohnson听了非常生气，他说你们不学日文怎么能够了解日本呢？而且公开申称他是个文化论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经济专家的傲慢之处。美国在日本驻有70多位第一流的新闻记者，大半都是在东京，百分之七八十严格地说，都是文盲，对日文一窍不通。但是，日本有四五百位记者散布在美国各地，每一位都能够掌握文化资源，都能够运用英文，因此日本对美国的了解和美国对日本的了解有很大的差别。ChalmersJohnson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这批硕士生研究日文。结果，那些经济学家说，你这样说岂不是变成一个文化论者。他说，对，我现在改变了。所以，我上次见到他，他坦率地说：“我现在是一个文化论者。”

　　我坚信，一定要学习语言，学习文化，我们才能真切地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重视文化，绝不排除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经济的领域里面，完全按照经济的规则解决问题，即可不必考虑到制度问题，也不必提到政治问题；如果不行，则必须涉及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如果把政治和制度因素考虑在内之后，即可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那就不必要担忧文化价值的问题；如果还不行，那么你就要进入文化价值的领域做一个更全面的描述。因此，文化是一种“添加价值”，而不是取代。只谈文化而不谈经济、政治或社会，这才是虚无飘渺的。

儒学创新应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进行

　　近年来，我常在三个论域中游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和“儒学创新”。这三个基本论域一般是把它们分开来谈，我希望在这里的讨论能把它们综合起来。为什么呢？1990年，我从哈佛请假到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服务

了14个月，开展了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还有启蒙反思这三个论域。讨论这三个论域当然是希望能够为儒学创新创造条件，但是根据我的理解，儒学创新应该是在一个多元多样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不是一枝独秀，也不是排斥性的竞争。儒学创新绝不排斥其他传统文化的创新，因此儒学创新和道家的创新，和大乘佛教的创新，和中国的基督教的创新，伊斯兰教的创新，都可以配合，在各个不同领域里面互相发展。

　　为了实现儒学创新，我认为除了精英的学术研究，譬如学术界里面对经史子集等经典进行的研究，这个工作当然早已展开了，还有媒体，到底儒家的核心价值在媒体里面还能不能起作用？媒体是不是有公众性？儒家的核心基本价值能不能够通过媒体而广为流传？还有企业，企业界能不能通过儒家的价值来发展创业精神？譬如说关系资本主义，是不是现在所谓的朋党资本主义？是狼狈为奸，政府和企业界的互相勾结，还是真正的团队精神？像日本、韩国乃至东亚各地，都碰到这类课题。当然还有政府，到底在东亚社会的政府，讲清廉的政府，讲有信誉的政府，政府的官员应该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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