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
以后的几个月中，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和其他美国报纸多次写信询问受聘记者的可能性但均未成功。（Hamilton：1988：50）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2页)
勃纳德·托玛斯认为：
从更世俗的意义上看来，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要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托玛斯，1999：161）
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托玛斯：1999：135）
斯诺当时给许多美国媒体供稿，比如，美联社、新闻联社、《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新闻报》等，并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托玛斯：1999：132）。
顺便提一句，斯诺去红区采访不是没有犹豫的，根据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正当斯诺踌躇不决时，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动，她说：“绝对没错，你必须去一趟”。（海伦·斯诺：1986：194）
二、出版商的推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斯诺考虑采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活跃的斯诺去尝试采访红区，1932年，斯诺曾对他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Hamilton：1988：63）。1932年斯诺写完《远东前线》一书后，开始认真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Harrison Smith)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Smith&Haas）预付斯诺750美金斯诺，约他在1934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Hamilton：1988：60。）而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托玛斯：1990：135）
论文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2页)来自
出版商推动斯诺去红区采访这一点也得到了某些中国研究者的认同，武际良指出：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定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７５０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建议资助他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１９３６年，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西安到延安的道路解禁，斯诺放下手里正在写的书，将要去红区作旅行的想法告诉了《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得到支持，后者还负担他此行的全部费用，成功后有奖金，兰登出版社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武际良：1992：１５２）
去红区前，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Hamilton：1988：69）
显然，在出版商的推动下，斯诺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尽管他与出版社的合同严重脱期——直到1937年秋冬之季《红星照耀中国》才问世。斯诺陕北之行的全部费用1000美元都由报社报销（托玛斯：1990：135）。斯诺交稿时将书名定为《我到了红色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是出版商改定的，由此可见出版界在斯诺成名前后担任的重要角色。（托玛斯：1990：161）
三、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急需和毛泽东的亲自安排
前面提到过，当时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至少有2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想去延安采访，但为什么成功者是斯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此事出于偶然：
《西行漫记》之所以成为一部斯诺名著，是因为它的成书恰逢其时。当时，埃德加-斯诺正年届而立且在中国度过了七年的记者生涯。1936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胜利地完成了他们从中国东南到西北的大撤退，并着手于他们的统一战线战略。正当他们欲把其战斗历程公之于世的时候，恰逢斯诺这位外国记者来华，而他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今天，本书的读者应注意到上述因素的偶合。（费正清“引言”，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92）
传统研究认为斯诺访问红区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俞启威（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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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2页)
勃纳德·托玛斯认为：
从更世俗的意义上看来，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要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托玛斯，1999：161）
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托玛斯：1999：135）
斯诺当时给许多美国媒体供稿，比如，美联社、新闻联社、《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新闻报》等，并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托玛斯：1999：132）。
顺便提一句，斯诺去红区采访不是没有犹豫的，根据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正当斯诺踌躇不决时，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动，她说：“绝对没错，你必须去一趟”。（海伦·斯诺：1986：194）
二、出版商的推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斯诺考虑采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活跃的斯诺去尝试采访红区，1932年，斯诺曾对他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Hamilton：1988：63）。1932年斯诺写完《远东前线》一书后，开始认真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Harrison Smith)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Smith&Haas）预付斯诺750美金斯诺，约他在1934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Hamilton：1988：60。）而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托玛斯：1990：135）
论文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2页)来自
出版商推动斯诺去红区采访这一点也得到了某些中国研究者的认同，武际良指出：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定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７５０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建议资助他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１９３６年，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西安到延安的道路解禁，斯诺放下手里正在写的书，将要去红区作旅行的想法告诉了《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得到支持，后者还负担他此行的全部费用，成功后有奖金，兰登出版社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武际良：1992：１５２）
去红区前，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Hamilton：1988：69）
显然，在出版商的推动下，斯诺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尽管他与出版社的合同严重脱期——直到1937年秋冬之季《红星照耀中国》才问世。斯诺陕北之行的全部费用1000美元都由报社报销（托玛斯：1990：135）。斯诺交稿时将书名定为《我到了红色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是出版商改定的，由此可见出版界在斯诺成名前后担任的重要角色。（托玛斯：1990：161）
三、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急需和毛泽东的亲自安排
前面提到过，当时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至少有2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想去延安采访，但为什么成功者是斯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此事出于偶然：
《西行漫记》之所以成为一部斯诺名著，是因为它的成书恰逢其时。当时，埃德加-斯诺正年届而立且在中国度过了七年的记者生涯。1936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胜利地完成了他们从中国东南到西北的大撤退，并着手于他们的统一战线战略。正当他们欲把其战斗历程公之于世的时候，恰逢斯诺这位外国记者来华，而他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今天，本书的读者应注意到上述因素的偶合。（费正清“引言”，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92）
传统研究认为斯诺访问红区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俞启威（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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