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
黄敬），一个是宋庆龄。斯诺自己说：
……到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挥剿总的张学良元帅，与共产党达成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省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各地向那里集中。 我去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不久，在1936年春季，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Lois W Snow:1982：106）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3页)
斯诺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俞启威。根据汉密尔顿的研究，1936年3月俞启威曾答应帮助斯诺联系去红区采访，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诺5月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艾黎和史沫特来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来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斯诺回到北京后，徐冰给了他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一般认为斯诺红区之行俞起了很大作用，汉密尔顿指出：“……从共产党的观点看，一个记者的访问会有特殊作用，可以宣传共产党是值得大众支持的抗战力量……”。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选择斯诺，是斯诺的“国籍、他的社会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使然：
中国记者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如果找英国、法国或德国记者，他们国家的治外特权已经给他们带来极坏的名声。如果找俄国记者则会引起各国的怀疑……只有找美国记者，其中斯诺是最理想的。史沫特莱与中国的左翼联系过于密切，容易有党派的嫌疑。斯诺比较中立。（Hamilton：1988：69）
勃纳德·托玛斯认为，斯诺在其著述中强调了在去红区采访过程中孙夫人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俞启威。当时，国际共运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在上海的住所有秘密电台可与红军联络，当时有人请求找一个诚实的西方记者和一个西方培训的医生去延安。孙夫人当时问斯诺是否能去，斯诺答应了。（托玛斯：1999：１６１）
是什么人发出的请求呢？1992年，武际良指出：
……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采访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和周从陕北来信要她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武际良：1992年：１５４）
传统的说法倾向于斯诺主动要求采访红军，但武际良的这段话显然表明请斯诺赴红区采访是出于红军高层领导的要求和安排，是一种策划的结果。然而，由于这种说法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证据，在学界一直形只影单，直到最近才得到海外研究者的呼应——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的Chang & Halliday的研究披露，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红军]与斯诺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 毛曾经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邀请了斯诺，因为斯诺具备多方面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斯诺1936年7月进入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George Hatern)，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Chang & Halliday,2005：198-99）
以往的很多研究曾指出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是毛泽东批复的，比如王正合编选的资料表明“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斯诺，建议他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根据地，并预付750元定金。得到定金后他（斯诺）去燕京大学找熟人, 共产党员俞启威和徐冰帮他开了一封介绍信。中国共产党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型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王正和：2001：192-194）然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是出于毛泽东的策划。Chang & Halliday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论断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Chang & Halliday,2005：769）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其影响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Chang & Halliday,2005：198-199）
结论
关于斯诺的陕北之行还有更多的猜测，比如一些人认为，共产国际曾直接插手，１９３６年斯诺曾把北大教授俄国流亡者谢尔盖·波列沃伊看作是红区可能的中间人，因后者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有联系；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在有关长征的著作中也推测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应建立国际联系，这个建议可能为中国共产党邀请斯诺访问铺平了道路。（托玛斯：1999：１６１）
显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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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挥剿总的张学良元帅，与共产党达成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省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各地向那里集中。 我去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不久，在1936年春季，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Lois W Snow:1982：106）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3页)
斯诺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俞启威。根据汉密尔顿的研究，1936年3月俞启威曾答应帮助斯诺联系去红区采访，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诺5月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艾黎和史沫特来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来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斯诺回到北京后，徐冰给了他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一般认为斯诺红区之行俞起了很大作用，汉密尔顿指出：“……从共产党的观点看，一个记者的访问会有特殊作用，可以宣传共产党是值得大众支持的抗战力量……”。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选择斯诺，是斯诺的“国籍、他的社会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使然：
中国记者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如果找英国、法国或德国记者，他们国家的治外特权已经给他们带来极坏的名声。如果找俄国记者则会引起各国的怀疑……只有找美国记者，其中斯诺是最理想的。史沫特莱与中国的左翼联系过于密切，容易有党派的嫌疑。斯诺比较中立。（Hamilton：1988：69）
勃纳德·托玛斯认为，斯诺在其著述中强调了在去红区采访过程中孙夫人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俞启威。当时，国际共运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在上海的住所有秘密电台可与红军联络，当时有人请求找一个诚实的西方记者和一个西方培训的医生去延安。孙夫人当时问斯诺是否能去，斯诺答应了。（托玛斯：1999：１６１）
是什么人发出的请求呢？1992年，武际良指出：
……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采访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和周从陕北来信要她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武际良：1992年：１５４）
传统的说法倾向于斯诺主动要求采访红军，但武际良的这段话显然表明请斯诺赴红区采访是出于红军高层领导的要求和安排，是一种策划的结果。然而，由于这种说法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证据，在学界一直形只影单，直到最近才得到海外研究者的呼应——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的Chang & Halliday的研究披露，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红军]与斯诺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 毛曾经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邀请了斯诺，因为斯诺具备多方面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斯诺1936年7月进入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George Hatern)，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Chang & Halliday,2005：198-99）
以往的很多研究曾指出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是毛泽东批复的，比如王正合编选的资料表明“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斯诺，建议他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根据地，并预付750元定金。得到定金后他（斯诺）去燕京大学找熟人, 共产党员俞启威和徐冰帮他开了一封介绍信。中国共产党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型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王正和：2001：192-194）然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是出于毛泽东的策划。Chang & Halliday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论断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Chang & Halliday,2005：769）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其影响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Chang & Halliday,2005：198-199）
结论
关于斯诺的陕北之行还有更多的猜测，比如一些人认为，共产国际曾直接插手，１９３６年斯诺曾把北大教授俄国流亡者谢尔盖·波列沃伊看作是红区可能的中间人，因后者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有联系；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在有关长征的著作中也推测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应建立国际联系，这个建议可能为中国共产党邀请斯诺访问铺平了道路。（托玛斯：1999：１６１）
显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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