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2]
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国共产党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 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 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 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16】
另外， 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李平心（李于 1927 年参加共产党，1932 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参加陈翰笙发起成立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在1932年6月写就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一文， 已用相当成熟的“辩证法”语言提纲携领地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他对矛盾是事物的发展运动的动因、矛盾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普遍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量变质变规律等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但遗憾的是，该文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意义后来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承认。限于篇幅，本文仅能概述其要点：他认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机械“均势论”都不能正确了解认识中国农村，“形式逻辑不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之存在，完全建筑于陈死的、凝固的、空虚的概念之上”，“只能认识事物的静态”，“不能从事物的矛盾中，在流动发展中，与事物的联系和互动中去把握实际，即是不能捉住诸事物的过程与动态以及它们内部对立性的统一和相互转变”。依此观点推论，“则帝国主义商品之流入农村，只有促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而“不能指出帝国主义假手于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豪绅买办剥削农民的事实”；“只能看见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与地主势力的?至ⅲ??恢?浪?峭??枪唇崞鹄窗?骱脱蛊扰┟竦摹！比羰恰盎?档亍⒊橄蟮匕盐盏绞挛锏睦嗨疲?纱硕?钩梢恢置挥心谌莸母拍睢薄＠?缭诜治雠┐逯械纳缁峤准豆叵凳保?慊帷敖?枧?⒆愿???胱愿??⒐团┑纫桓殴槟啥???环冻耄??杂谒?侵?涞牟畋鹦晕尢跫?啬ㄉ妨恕保?战?贾露越准豆叵岛桶?鞴叵档哪ㄉ贰６?遥?盎?档木?坡鄄涣私舛粤⒌耐骋环ㄔ颍?词遣涣私馐挛镌硕?幕?≡谟谒?旧硪磺辛?抵兴???闹蠲?苄杂攵粤⒌南嗷プ?洌???保弧澳ㄉ分视肓康牟钜煨裕?笸冀?磺懈呒兜母丛拥脑硕?乖??ゴ康幕?翟硕??袢细呒缎翁?氖挛镏?厥庑浴保?鞍迅霰鸬脑硕??硐殖隼吹脑菔钡南喽缘木?馄毡榛?⒕?曰???纱死慈妨⑹挛锎嬖谥?话愕幕? ！彼?运怠拔ㄎ锉缰しㄊ亲钫?返娜鲜堵塾敕椒?邸保?涞谝桓龉媛伞熬褪鞘挛锏拿?苄灾?⒄褂胱?洹保?耙虼嗽谘芯恐泄?┐寰?弥械牡谝徊骄褪且?⒁庹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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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国共产党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 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 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 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16】
另外， 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李平心（李于 1927 年参加共产党，1932 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参加陈翰笙发起成立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在1932年6月写就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一文， 已用相当成熟的“辩证法”语言提纲携领地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他对矛盾是事物的发展运动的动因、矛盾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普遍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量变质变规律等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但遗憾的是，该文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意义后来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承认。限于篇幅，本文仅能概述其要点：他认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机械“均势论”都不能正确了解认识中国农村，“形式逻辑不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之存在，完全建筑于陈死的、凝固的、空虚的概念之上”，“只能认识事物的静态”，“不能从事物的矛盾中，在流动发展中，与事物的联系和互动中去把握实际，即是不能捉住诸事物的过程与动态以及它们内部对立性的统一和相互转变”。依此观点推论，“则帝国主义商品之流入农村，只有促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而“不能指出帝国主义假手于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豪绅买办剥削农民的事实”；“只能看见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与地主势力的?至ⅲ??恢?浪?峭??枪唇崞鹄窗?骱脱蛊扰┟竦摹！比羰恰盎?档亍⒊橄蟮匕盐盏绞挛锏睦嗨疲?纱硕?钩梢恢置挥心谌莸母拍睢薄＠?缭诜治雠┐逯械纳缁峤准豆叵凳保?慊帷敖?枧?⒆愿???胱愿??⒐团┑纫桓殴槟啥???环冻耄??杂谒?侵?涞牟畋鹦晕尢跫?啬ㄉ妨恕保?战?贾露越准豆叵岛桶?鞴叵档哪ㄉ贰６?遥?盎?档木?坡鄄涣私舛粤⒌耐骋环ㄔ颍?词遣涣私馐挛镌硕?幕?≡谟谒?旧硪磺辛?抵兴???闹蠲?苄杂攵粤⒌南嗷プ?洌???保弧澳ㄉ分视肓康牟钜煨裕?笸冀?磺懈呒兜母丛拥脑硕?乖??ゴ康幕?翟硕??袢细呒缎翁?氖挛镏?厥庑浴保?鞍迅霰鸬脑硕??硐殖隼吹脑菔钡南喽缘木?馄毡榛?⒕?曰???纱死慈妨⑹挛锎嬖谥?话愕幕? ！彼?运怠拔ㄎ锉缰しㄊ亲钫?返娜鲜堵塾敕椒?邸保?涞谝桓龉媛伞熬褪鞘挛锏拿?苄灾?⒄褂胱?洹保?耙虼嗽谘芯恐泄?┐寰?弥械牡谝徊骄褪且?⒁庹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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