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2]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革命成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如何建设的理论。由于后一方面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种尚不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设想，所以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富创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论吸引力和征服力的还是它的第一个方面，即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这“三座大山”作为革命对像，是以它对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阐释和界定为基础的。无疑，这种阐释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且受过良好现代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他们（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毙灾剩?⒉??思?蟮挠跋臁Ｋ?堑呐?Τ晒??导噬铣晌?靶旅裰髦饕濉崩砺鄣闹匾?谌莺突?　５?牵?源巳匆恢比狈Τ浞值难芯亢腿鲜丁Ｒ虼耍?疚哪舛?928━1935年间“中国农村派”有关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视，并试图由此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当的历史定位，藉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资和引玉之砖。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社会 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国共产党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 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魑?治龅幕?。?壑ぶ泄?前胫趁竦匕敕饨ㄉ缁帷！?BR> 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