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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


“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4)[美]E·R·克鲁斯克等:《公共政策词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5)参见胡象明著:《地方政策分析一体制,文化与过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4页。 《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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