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1]
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 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 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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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 第532－－552页。
【10】毛泽东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第45辑，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 《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 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 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1](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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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 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 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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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 第532－－552页。
【10】毛泽东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第45辑，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 《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 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 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1](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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