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与权力格局?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村委会与镇政府的关系。[25]在实施村委会体制之前，镇政府直接行文下属管理区（那些无自治性的村委会同管理区无实质区别），[26]镇里下达了任务，下级就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实施村民选举之后，法律规定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规定对乡镇的政策执行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村民选举后的Z市某镇，认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好把握，担心直接下发文件给村委会并要求执行，就成了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违《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镇里还担心村委会不理会镇里下达的文件，于是在选举后的1个多月里都没向村委会下文。中山的有关官员说，其他镇的情况与此差不多，村民选举后，镇里的行政工作越来越依靠党支部去落实。[27]因此，一些镇领导对村支书请示工作热情接待，对村主任则冷冷清清。一位村主任愤愤不平地说：“镇里就那么偏袒支部那班人，难道我们是后娘养的不成？”有个镇为维护村支书的权力，下发文件规定村里八个方面的事务都要有支部书记的签名才有效，导致一半以上的村主任联名上书反对，迫使镇里收回成命。还有个镇甚至下文规定党支部实行脱产工资制，村委会实行误工补贴制。村主任将这种一褒一贬的“土政策”提交村代会讨论，当场就被否决了。

令人深思的是，镇里明显偏袒党支部的举措，不仅无助于提升村支书的权威，反而加深了村支两委的矛盾。镇领导以为行政权力可以压服村委会，没料到村民选举赋予了村委会和村主任更多的权力，村民代表会议成了农民抵制上级那些“土政策”的武器。[28]

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支部会同村代会的纷争也是各地农村经常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实施村民自治以前，可以说支部大会是村里唯一的决策机关。现在，村民会议及村代会也是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关。一些赞美村代会制度的人，强调村代会的作用就是把党支部的意图转化为村民决策，试图说明村代会与支部会总能保持一致。[29]如果村民选举只是为了选择一个执行上级政策的能人，如果村代会的职能只是讨论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从逻辑上说，可以设想村代会同支部会不存在矛盾。[30]问题是，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就根本没有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正是因为村代会不仅要讨论如何对待和完成上级任务，更要讨论村庄自身的公共事务，因此当村代会与支部会就某项事务发生纷争的时候，谁来协调？根据什么来协调？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还缺乏清晰界定的程序，只能靠斗争与妥协来解决问题。[31]

例如凤台村，村代会决定辞退一名村干部和2名治安员，村支部以没有与支部事先商量而提出异议。村支书认为，村代会的人事变动决定必须经支部同意才有效，否则就违背党管干部原则。村主任争辩到，按《村委会组织法》，村代会是村里的权力机关，它什么时候开会、开会的议题、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党支部同意之后才有效。最后，村支书表示尊重村代会的决策。而在另一个村，村代会决定辞退团支书（不发补贴），党支部认为村代会无权干预党支部所管辖的事务，宣布村代会的决定无效。经过妥协，村代会接受了党支部的意见，团支书的补贴照发。由此可见，在党-村二元决策体制中，[32]妥协开始成为解决纷争的手段。[33]

事实上，村委会与村代会的权力冲突也存在，冲突的实质是村庄内部各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分配的争执。例如，在Z市新场村，村委会按照市里建议的一般标准，向村代会提出了村干部月补贴方案，[34]村民代表认为标准定得太高而不通过。村委会提出，村支两委基本上是脱产干部，不仅要负责村集体上千万的资产运营，还要负责村社会治安等，认为村干部补贴不合理就会影响工作质量。在村委会与村代会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村支两委联合请求镇里下发文件，最后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纠纷。又例如，在村集体年纯收入只有5万元的湖南古岭村，村支两委主要干部（一般是支书、村主任和村秘书“三骨干”）的补贴月均300多元，其他村委干部不足100元，村民小组长更低，只有15元。自然，以村民小组长为主体的村代会，多次要求增加组干部补贴，一般村委也要求与“三骨干”的补贴平衡，在多次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也由上级下文解决纠纷。

这些利益纷争表明，村庄内部开始出现利益集团(interestgroup)，尽管还缺乏成熟的组织形式，但村民选举、村代会等提供了各种利益表达和斗争的制度渠道。更进一步说，一旦在村民选举、村代会辩论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表达和卷入各种利益斗争，那么无论是村民选举还是村代会辩论的过程就开始呈现出政治性了。[35]而且，村庄的公共利益在各利益集团的分布越不平衡，村委会与村代会的争执就越多，村代会的政治性质就越鲜明。上述分析还表明，村代会对村委会的支持越少（如村干待遇问题），村委会就越倾向于同党支部一道诉求于上级权威。无论如何，村民选举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纷争和权力斗争，这些纷争和斗争震荡着村庄权力的旧格局。而在变化了新格局中，村支书、村主任以及村支两委成员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结成了怎样的角色关系呢？

三、格局：选举之后的权力角色与关系

村委会选举出来之后，大岭村村支书把帐册、公章移交给了村主任，支部办公室就冷清了不少。在同一栋办公大楼里，村委会搬进了三楼装修一新的办公室，党支部还在二楼，一楼是一个大会议室，还悬挂着“计划生育学校”、“党课学习室”、“农村文化室”等牌子。扮演“当家人”角色的村主任成了个大忙人，在他主持完村委委员的分工会后，他忙于制定村发展规划、村委会工作制度、布置村务公开栏、处理村民纠纷、接待上级领导等日常工作。分管经济的村委，主要抓村企管理，保证企业安全和供电供水，并监督企业经营。分管治安的村委，主要负责村区治安管理（治安队），村民出租屋管理，同时还要配合镇公安派出所的工作等。一名村委分管村民计划生育，同时协助镇劳动站管理外来流动人口及其计生管理。当然，村支书还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要他主持的会议也不少，如村社会综合治安、计划生育等会议，因为上级要求这些“一票否决”的工作必须“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要他签的字也不少，如“镇村社会综合治理责任书”、“计划生育责任书”等，都得支书主任联署才生效，因为上级要求这样的“双保险”。尽管村支书也没有闲着，但总觉得没了经济大权，主持会议也好，签字画押也罢，都无实质意义。后来，他常常不上班，呆在家里打麻将，其他支委也跟着放任自流。上级认为这样的党支部就软弱涣散了。

Z市的一位官员说：“在公开选举的情况下，村支书不一定占优势，最多只有50%的成功机会。如果竞选成功了，支书与主任‘一肩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还好理顺。否则，让一个竞选失败的村支书来领导一个竞选成功的村主任，不要说村主任本人不服气，就是选民也不服。”[36]也许，正是为了维护村支书的权威，Z市部分领导主张村支书“一哥当家论”，不鼓励、不支持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以免竞选失败而使党支部工作陷入被动。实际上，村民选举后的2个月左右（1998年12月-1999年1月），全市10%左右的党支部，处于大岭村这样的局面。笔者问这些后进党支部后来怎样了？不用说，答案是经过组织调整，大部分达到了“四化”标准。[37]笔者又问其余90%的村庄如何？毫无疑问，回答是“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村支两委配合密切”。[38]

可以说，选举后大岭村支两委的权力格局属于笔者所划分的“村强党弱”类型，其余不外乎是“哥俩好”与“一哥当家”二种。[39]在广东的调查中，笔者还没有发现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瘫痪的“双弱村”，这主要得益于本地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为党支部或选举后的村委会提供了经济资源。[40]

“哥俩好”属于“党强村强”的类型。在这样的村庄，党支部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村支书“抓全面”的角色上面。村支书不仅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而且保留了许多“传统权力”，例如村干部人选推荐权、村内规章制度的签字生效权、合约（即各类责任书等）签字生效权、会议主持权等等，并没有因村民选举就被村主任接管。或许是作为一种交换或默契，村支书在实质上让出村庄法定代表的身份，村集体经济权也移交给村主任，村主任审批财务的“一支笔”就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例如，南海平南村的村主任与村支书就是一个对“哥俩好”，两人陪笔者饮茶，他们说“我们兄弟现在是分头抓钱，一起算帐”。确实，他们共同为村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共同守护着村集体的“钱袋子”，村里修路建房、办厂经商、福利分配等动大数的事项，都由村支两委拿出草案，交村代会讨论拍板。在座的镇领导认为这种格局是两全其美：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行了村民自治。[41]

然而，真正维持“哥俩好”的村庄可谓凤毛麟角。这里有很多形象的解释，如“一棵树桩不能栓两头叫驴”、“一个村庄不能有两个朱老钟”等等。[42]为什么这种“哥俩好”格局难寻，根由在于维持这种格局的条件，不仅村支书与村主任之间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43]同时还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当然，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如果缺乏制度化的机制，即使原来是一对“哥俩好”，人际关系一旦交恶，这种格局就不复存在了。持续稳定的“党强村强”格局需要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为基础，这种分权与合作实际上就是村支两委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配置。下面的案例试图说明的一个假设是：村支两委权力与义务划分得越明确，共同的游戏规则制定得越具体，游